这里是永济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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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戏台楹联集中反映了晋西南人对蒲剧的喜好。
蒲剧即“蒲州梆子”，当地人通称“乱弹戏”，因兴于山西晋南古蒲州一带而得名。蒲剧是我国最古老的汉族民间戏曲艺术之一，它与中路梆子(晋剧)、北路梆子（雁剧）、上党梆子（因其产生和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合称“山西四大梆子”。蒲剧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一种，（其中中路、北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演化而来的）它大约形成于明嘉靖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清代称之为“山陕梆子”或者“梆子腔”，到民国时期称为“蒲州梆子”。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地方戏的大量盛行才称为“蒲剧”，沿用至今。
关于蒲剧的起源问题，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蒲剧是晋南锣鼓杂戏（又称“跳戏”）的后裔。锣鼓杂戏，也称“铙鼓杂戏”、“龙岩杂戏”。据唐代贞元二年的临猗县龙岩寺石碑记载，有龙岩寺即有杂戏，按照旧俗，每逢正月，临猗县的龙岩寺都要演出锣鼓杂戏以敬神祀佛。锣鼓杂戏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仪式戏剧，流传于以临猗、万荣为中心，包括蒲州在内的辐射圈。从宋金杂剧元曲再到清戏，锣鼓杂戏这一民间艺术从未隔断过，据考证，它不仅对晋南蒲剧的产生有重要影响，而且几乎对所有戏剧剧种都产生过影响，被称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活化石”。
另一种说法，蒲剧是北曲遗响同山、陕民歌小曲、曲艺相结合形成的“弦索腔”，至明中叶受青阳腔(清戏)影响后演变而成。北曲遗响是北杂剧没落（元末明初）之后的说法，蒲剧与原北曲伴奏乐器（锣、鼓、板、笛等）基本相同，而且有着相似的演出形式（一人主唱），这些可以说明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但这两种观点都略显绝对化，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逐步发展演变中形成的，蒲剧更可能是以上两种甚至更多不同种类文化在古蒲州这块大地上相互碰撞交融演绎而成的。蒲剧大家墨遗萍就认为“把起自宋真宗时的安邑（解池）“铙鼓杂戏”（《关公战蚩尤》）和起自金、元间的平阳“弦索杂戏”（大行院散乐《西厢记》），以及起自元、明间的蒲州“梆子杂戏”（《文王哭狱》），联结起来，正是蒲剧源流衍变的一条主要历程。”山西省蒲剧学社对蒲剧的的流源问题的考察结果，也是认为：蒲剧遵循的是由“铙鼓腔”，吸收各种优秀因子发展成为“弦索腔”，最终形成“梆子腔”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蒲州梆子成熟壮大，除了在晋陕豫三角地带活动兴盛外，也不断地被更远地区的大众所接受。通过流落在外的戏班以及蒲州艺人将梆子艺术带向了四面八方，蒲州梆子与当地的地方表演艺术融合，最终形成了其他地方梆子剧种。蒲州梆子对北方各大梆子剧种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蒲州梆子向外流传主要向着三个方向（向北、向西、向南转而向东）。蒲州梆子的向外传播与晋商活动、晋南移民紧密相连。
1.蒲州梆子向北
明初大槐树移民，大量的晋南移民在晋中、晋北定居，这样蒲州梆子的北传就有了群众基础。蒲州梆子在向北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北路梆子，后又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中路梆子，最终形成了现在山西地方戏的大体格局。
在道光至光绪年间，蒲州梆子曾在晋北、冀北一带兴盛一时，出现了大量的戏班。当时在张家口的著名蒲剧戏班就有“大兴园”、“小兴园”、“吉庆园”，在晋北的蒲剧戏班有“坤梨园”、“双梨园”、“锦梨园”等。这些戏班的头牌大都是蒲州人。著名艺人王来来组织的“坤梨园”驰名晋冀北部。蒲剧艺人们都传言，王来来“生在蒲州，红火在崞县、忻州，驰名在宣（宣化）、大（大同）、京（北京）、口（口外），扭回头踏了宁武，捎了朔州，没办法想望南路，离开北路，流落在太谷中路”。这不仅是王来来一人的演艺生涯，更是当时蒲剧北传艺人的共同写照。
蒲州梆子经晋北、河北传入内蒙、京津地区，更远者甚至到了辽宁。这与晋商活动密不可分，晋商所到之处，戏台、会馆之类便会随之而起。当时晋商会馆遍及全国，会馆内几乎都会有戏台。据记载，建于明末的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口子乡戏台，每当演戏时，相邻的山西人便会越过边墙前去观看。这说明当时的山西梆子已经在内蒙有演出。清初，辽东地区得到开发，大量的山西商人前去进行商业贸易，在辽东地区修建庙宇酬神演戏。民谚有“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满地开；请镖局，打黄旗，打个元宝拉回去”。蒲州梆子作为当时的“大戏”，此地唱戏唱的只能是蒲州梆子。在康熙年间“由山西蒲州去张家口劳军的‘庆和班’加入了土默特旗王府的戏班，另一山陕梆子‘怡春和班’也被喀喇沁左翼旗收留。因戏班、艺人及所唱声腔均来自山西，被称为‘晋腔’或‘晋腔梆子’。”此时，山西所形成的最系统化的梆子腔也只有蒲州梆子。可见蒲州梆子在当时便已传入内蒙和辽宁地区。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提及“京中大贾多晋人”。京城中晋商的大量活动，也为蒲州梆子在京城中的流行提供了方便。在北京的蒲剧名角要数侯俊山和郭宝臣，侯俊山被称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郭宝臣因“声满天地”、“无字不响”而大受欢迎，曾与京剧界的谭鑫培齐名，而且曾率“义顺和”班进宫，为慈禧祝寿。蒲州梆子在京的活动早在明代时就已经存在，清末达到了顶峰。蒲州梆子在京津地区扎根后不断发展，久而久之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要求，蒲州梆子开始逐渐与当地的语言音调相交融，最终形成了京梆子。蒲州梆子与河北地方文化融合促进直隶梆子的出现，在天津则促使卫梆子的出现。后来这几种地方戏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河北梆子。可以说河北梆子是受到蒲州梆子的影响而形成的。
2.蒲州梆子向南
蒲州梆子向南的流传主要是经中原地区继续南下。现在的豫西地区如灵宝、卢氏、陕县以及再往东的洛宁、渑池、义马等地都属于黄河三角地带文化圈，这些地方有着相似的文化习惯，很早便接受了梆子戏。至今，在这些地方蒲剧依然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蒲州梆子志》人物篇中记载了许多豫西地区的蒲剧艺人，民国时期的著名蒲剧演员王存才便是洛宁人，李心海则是灵宝人。
随着晋商的发展，蒲州梆子向南流传。山西商人所到之处就会建立会馆，戏台则是会馆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也是蒲州梆子传播的最主要形式。明清之际，开封作为河南的省城，是晋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尤其是开封朱仙镇，根据朱仙镇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可知山西的商人主要来自蒲州、绛州、平阳、太原等地。朱仙镇历史上有两个会馆，一座便是与岳王庙毗邻的大关帝庙，与岳王庙合称为关岳庙；另一座俗称小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这两个会馆中均有一大一小两座戏楼，大的供祭祀关羽或者节庆活动时演出；小的则供家属看戏。山西商人及其家属作为主要观众，演出戏曲必然多蒲州梆子。在今开封市区的山陕甘会馆建于乾隆年间，其中的戏楼也是会馆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每逢与关帝圣君有关的日子，即每年的正月十三（接武财神）、五月十三（关帝生辰）、九月十三（祭关帝日）。会馆里便会大演关公戏，这不仅反映出乾隆年间此处就有梆子戏的演出，还反映出蒲州梆子对陕甘地区人们也有一定的影响。
蒲州梆子以此为基地开始向东、继续向南流传。经河南向东传入山东，与山东本土语言相交流进而形成了山东梆子。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综述》中记载“在徐州一带流行的梆子戏，与山陕梆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说明蒲州梆子在徐州及其周围地方的流传。蒲州梆子向南一直传播到两湖、四川、贵州等地，民国十二年，杨登云曾率蒲州、同州艺人组成的义和班在湖北武汉一带演出。四川“弹戏”老艺人说：“弹戏源于蒲剧”；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说到：“蜀伶魏长生在双庆部……惟此所谓秦腔也者，确非陕西梆子，实则山西梆子是也”，蜀地艺人们也有唱蒲州梆子的，不然不会出现山西与陕西梆子的的争论，从侧面也反映出蒲州梆子对陕西梆子的影响。总之蒲州梆子随着晋商的脚步而传播，可以说有晋商的足迹就有蒲州梆子的演出。
3.蒲州梆子向西
在清前期，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几次大规模用兵，山西商人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贸易，明代张四维在《海风王公四十七王荣归序》中曾说：“凡蒲人经商者，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至淮南扬城，西南则蜀。”晋商所到之处大规模修建山西会馆、戏楼，蒲州梆子也随之西传。从西安往西北分布着大量的山西会馆，这说明了蒲剧随着晋商的脚步早已进入西北各主要城市。《蒲州梆子志》中记载了大量的蒲剧艺人在西北的轶事。其中，《春秋笔》的故事最为著名。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敦煌山西会馆有一戏楼，楼前檐下悬一块椭圆形横匾，上书“春秋笔”三字。据说此三字原系山西蒲州某状元为当地关帝庙戏楼敬献的，悬匾时请名班演三天《春秋笔》。以后不管哪个戏班在此演戏，都先演《春秋笔》，形成惯例。敦煌修建戏楼时，有位山西商人说及此事，当地人便派人到蒲州，偷偷把“春秋笔”三字拓来，制匾挂于戏楼上。同时，把演戏先演《春秋笔》的惯例也带到了敦煌。后来，看的观众多了，都知道头天要演《春秋笔》，所以看首场戏的观众越来越少。某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晋义社到此戏楼演戏，循例首演《春秋笔》。社长怕观众人少，便改戏名为《灯棚失子》。观众不明底细，便蜂拥而来。谁知戏一开始，还是《春秋笔》，观众纷纷退场，台下一片混乱。此时，敦煌城里有位名士见状，对此规矩十分不满，便要来纸笔写下一联“上春秋下春秋春秋混乱”，写完掷笔而去，下联至今无人能对。首演《春秋笔》的习惯从此改掉了。《春秋笔》的故事反映出蒲剧在西北地区也有着众多观众。
蒲剧的流派
蒲剧分西路戏和南路戏。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人们普遍称“南路文雅，西路火爆”。
西路戏最大特点是“俗”，正因为其“俗”所以相比于南路戏更加受大众欢迎。西路戏剧本来源相对比较复杂，相比于南路戏它更不注重剧本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曲折性。剧本中更多的是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比较注重“把式”（晋南方言，对于有一定技术、技巧的人的一种称呼）的真功夫演出，因此蒲剧的主要特技表演一般都是指西路戏的表演，比如在《小宴》这出戏中吕布的耍翎子特技，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感情的表达就显得十分突出。在折子戏《挂画》中王存才的蹻功在当时就十分有名，晋南民间流传着“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由此可以看出蒲剧特技表演的魅力。西路戏由于其俗且多技巧表演，因此演出相对火爆，主要流行于永济、闻喜以北各地区。
南路戏受到“昆曲”的影响比较大，相比西路戏来说戏词比较儒雅，有较强的文学性，讲究上场对子下场诗，剧本注重故事的传奇性、离奇性，对演员的特技要求不高，总体上不如西路戏火爆。南路戏主要流行于运城地区的芮城、风陵渡以及晋陕豫交界地的灵宝、渭南等地。
对于流派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中更多的是演西路戏的地方也有南路戏演出，演南路戏的地方也有西路戏的戏班活动，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蒲剧的现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许多传统和民间文化艺术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蒲剧也不例外。
当今，蒲剧的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蒲剧传承者的缺失
地方戏曲的传统传承方式是“口传相承”，徒弟沿袭师傅套路，从小的勤学苦练。比如蒲剧名角郭宝臣艺名“小元元红”便是师从蒲剧老艺人“老元元红”张世喜。据老一辈讲，蒲剧名角王存才为了练就绝活，曾经常光着脚在田地里跑，终于成就了其脚上功夫。
由于现代社会就业形式多样化，加之蒲剧从业人员待遇较低，回报慢，很多人不愿从事蒲剧行业。年轻一代传承者的缺失已日益成为制约蒲剧艺术继承发展十分严重的现实问题。
2.观众的流失
任何艺术都需要观众来欣赏，观众也是艺人们的经济来源。然而，随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娱乐多元化、肤浅化，戏曲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电视、电脑相比于去剧场看戏更加方便。在晋南地区蒲剧一般是更受老人们的欢迎，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开，年轻人追求新的事物，蒲剧的观众锐减。再者，蒲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方言的特性使得其他地域观众很难接受。没有人欣赏的艺术也就没有了活力，观众的缺失使蒲剧发展陷入危机。
3.剧本编剧人才的缺失
剧本乃一剧之本。蒲剧自明中叶产生以来，剧目纷繁，精品迭出，“本戏、回戏加稍戏，将近五百有来历”。而如今，蒲剧传统剧目大量流失，青年演员经常演出的只有十余出，与清末郭宝臣“其能戏在三百本以上”相差甚远。
剧目较少，且缺乏新意，这远远满足不了如今人们的欣赏需求。目前蒲剧团在职的编剧人才寥寥无几，传统剧目无人能够改编，新戏创作较少，严重阻碍了蒲剧的普及与发展。
4.地域文化的消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域文化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随着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普通话的流行使得晋南方言逐渐消失、晋南地区乡村大量的民俗活动也逐渐消失。
而蒲剧安身立命根本在于地方文化，与当地民众生活紧密相结合才有了生命和活力。如今蒲剧存在的文化基础的消亡，或者蒲剧逐渐走向灭亡，或者被迫改变，但这还是不是所谓的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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