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传教士印象一样吗相对清朝,明朝人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由僧人到儒士

明人对传教士之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早期入华耶稣会士皆被视为僧人。罗明坚、利玛窦等就曾长期被当作僧人看待。

年，在罗明坚和利玛窦致阿桂委瓦信中皆谈及同一问题，即两广总督把罗明坚安置在佛教寺庙，并赠送和尚服装，显然，他把传教士看成了和尚。

罗明坚说：

“总督果然赐我们一栋房屋，靠近一座大庙…他愿我们穿中国和尚的服装，这与我们神职的衣冠略有区别。”

利玛窦说，总督“赐给罗神父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庙宇中”，并把“北京和尚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是他所能恩赐最体面的服饰了”。

为了达到传教目的，罗明坚采取了依托佛教的传教路线，常常以僧自居。其《天主圣教实录》初刻时即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除书名外，书中还有不少依托佛教的痕迹。如目录中第十五章名“解释僧道诚心修行升天之正道”，第十六章名“解释净水除前罪”，落款作“天竺国僧辑”。

年，肇庆知府王泮给天主教肇庆会院送来两块题字金匾，一曰“仙花寺”，一曰“西来净土”，佛教意味甚浓。

后来的两广总督刘继文把利玛窦安排到韶州南华寺，仍然把他们看作来自西洋的佛教僧侣。

至于普通百姓，他们不仅把传教士当作西洋和尚，而且视圣母玛利亚为送子观音，这是因为“神父和中国寺庙里的和尚所行的某些职能有类似之处，使得百姓用同一名字来称呼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

直到利玛窦到达韶州以后，还是有一些官员把他们看作僧人。利玛窦说，其不拜寺庙佛像和不愿在南华寺居住的举动使南华寺僧非常惊异，韶州兵备道疑惑不解地问道：“你们对南华寺还不满意吗？”在他看来，南华寺可算是岭南佛教圣地了。

在利玛窦不厌其烦地说出很多理由之后，兵备道才了解他们原来与佛教不属于同一教派，他们不是西来和尚。

对传教士的身份疑惑还要持续几年时间，因为利玛窦到年才脱掉僧装，改着儒服。

正如利玛窦所说，“自我开始称‘儒家’后，现在很少人再以‘僧人看待我们了”。

但“不幸的是，在广东省，神父们没能摆脱讨厌的和尚称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罗明坚、利玛窦初来中国时，还是有不少中国人看清了天主教与佛教之区别，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传教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僧侣。

名有“破佛立义”字样，可见其已知天释有别。利玛窦改穿儒服，到达南京后，随着其合儒附儒之传教路线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传教士当作儒士看待，他出此有了“西儒”称号。

2、东来弘扬天主教法

传教士不远九万里，前来中国，意欲何为？这是明人天主教观的争论焦点之一。天主教的虔信者和同情者认为，传教士东来在于体认天儒之同，弘扬天主教法。

在信教者看来，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就是要引导世人改恶从善，回归正道，免地狱之苦，得天堂之乐。这一认识是他们与传教士相处数年后形成的。

根据自己的相关认识，护教者分析了天主教士的来华目的。

徐光启说，传教士“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

福建人林一俊说，艾儒略等远自绝域，浮海九万里，三易寒暑而至中华，一心以弘扬天主教法为首务。

3、道德人品高尚

抛开信仰因素，明人对传教士的道德人品一般持肯定态度。

明人之褒扬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传教士绝世人难绝之欲。

名利婚宦，世人大欲，传教士特立独行，于此一无所求，诚为此间少有。李之藻在为《圣水纪言》作序时深有感触地说，传教士进人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他们对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名利婚宦之事绝不在意，三十余年如一日，十数人众如一人，犹如仪凤游麟一般，诚为圣朝之瑞。

又说：

“或疑西贤何为辞父母，别乡井，梯航八万里来，绝生人不能绝之欲，受人生不能受之苦，其或有僻焉，抑别有求也，皆不然。夫伪，未有三十余年不败者也；即平生奸伪，至死亦见真性，今化者数人矣，其死也皆有以异乎人之死者也。其绪言所及，水法、算法、历法，种种其大学问，吾辈随求随答，不吝不骄，相与受大利益，顾吾中国人未有副其求者。”

段袭称西方先生持诫精严，一介不取。杨廷筠亦称西士恬淡，于世无求，守贞绝财，绝意名利。

他说：“况西贤于世，不但无二色，且守童贞。西贤于财，不但辞交际，以樽节之余，兼施穷乏。西贤于名，不但不求人知，併绝己意，美事必听命于长，长听命于教宗，一遵之以行。”

(2)传教士茹世人难茹之苦。

趋吉避凶，好逸恶苦，乃世人一般通性。传教士放弃世间之乐，茹苦如饴，实为难能可贵。杨廷筠说，西儒来此，无非苦行。“凡所躬修，与所立说，皆是捐弃世乐，锐意克己之事。

西儒如此行为，非因本性与人有别，乃在于对身后天堂永乐之追求，故能不避世苦，甘之如饴；不趋世情，弃之知弊履。

同时认为传教士茹苦含辛也是为了效法耶稣。

他说，耶稣立教，主于忍耐谦让。耶酥在世三十三年，无一日不在困境之中。传教士效法耶稣思想行为，常常担心不能很好继承。

所以耶稣守童贞，传教士就终身不娶；耶稣甘守贫困，传教士即弃绝财货；耶稣奔走如德亚诸国，传教士亦不甘宁居，外出传教；耶稣崇奉罢德助，昼夜默默祈祷，传教士也认真履行日七时功课，遵守耶稣所定各种教规。至于耶稣因救赎世人被钉十字架上，传教士更是时刻痛切景慕，希望多积苦行以酬报之。凡遇窘迫苦难，不厌其多，不辞其剧：若是稍稍处于顺境之中，则惟恐被上主抛弃，反而心中不安。

(3)传教士修世人难修之德。

徐光启称传教士实心、实行、实学、道正、守严，学博、识精、心真、见定，个个皆为圣贤之徒。

他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其谈道也，以践行尽性，钦若上帝为宗。”

基于以上三点，他们认为，传教士不仅在欧洲即为世人敬重，来华后，亦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杨廷筠说，传教士急急以弘扬天主教法为首务，“拯人之急，如救自己头目；发人之覆，如开自己瞽聋”。

而那些对传教士的怀疑、批评和诽谤，都是出自从未谋面、闻风附和之人，未可执为定论也。

除奉教者外，不少教外人士也对这些传教士给予较高评价。周柄谟称利玛窦类似古之至人，认为今人难以企及。

李日华视利玛窦为善人，彬彬有札，人见人爱。不少人认为传教士有大儒风格。

对于传教士之儒言儒风，有人侧重其恂恂有礼，有人钦佩其乐善好施，有人欣赏其学问博洽，刻苦攻读。

李贽不仅盛赞利玛窦数十年如一日学习中国语言、经书以及礼仪的苦精神，更佩服他沉稳机敏，不卑不亢的处事风格。

崇祯末年，成都道士指控传教士等邪谋惑众。知县吴继善适从北京前来就职，闻及此事，不禁错愕久之。

“后吴县令拜谒省垣各官，道及西人来华之意以劝人行善为宗旨，其人品之高尚，学问之渊博，为华人所难及。且将西士等如何辅助国家，如何受朝廷之待遇，京中人士如何羡慕利、安二君之为人，即将在京所见所闻一切尊重西人之事，详叙一番。成都官绅闻之，不独惊奇，且为领教”。

4、长于科技的科学家

明未来华传教士大都经过严格培训，具备较高科学素养。为了传教需要，他们展示才艺，奉献所学，服务朝廷，使明人更多看到了其长于科技的一面，认同为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与利玛窦过从其密的瞿太素经常对利玛窦赞不绝口，“还补充说明，他所带给中国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是怎样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的，在他到来之前，他们的眼界一直是闭着的”。

利玛窦丰富的历算知识和对日食月食的准确预测，使人们普遍把他当成伟大的天文学家，前来韶州的王宏诲甚至答应带他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万历二十九年，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上书请求以传教士修订大统历法，礼部深表赞成，但奏疏留中。

万历四十三年，礼科给事中姚永济奏请广集人才以定历法，盛赞传教士的历法学识。不报。至崇祯二年，礼部再请修订历法，终被批准。由徐光启、李天经牵头，在传教士指导参与下，最后完成了大统历法的修订工作。传教士的历算才学得到崇祯皇帝的高度评价，钦赐匾额以示褒奖。

聘请传教士传授火器制造技术，监理火器制造事宜，是明人认同传教士技术专长的又一表现。早在利玛窦存世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已经感受到了传教士丰富务实的军事学知识。天启崇祯时期，随着边疆危机的日趋严重，加强防务成为当务之急，在徐光启、李之藻的推动下，传教士作为军事技术专家再次来到北京，他们供职于兵部衙门,指导火器制造与演放技术。具中最著名者有陆若汉和汤若望。

陆若汉于天启初率炮师随四具西洋大炮进京。崇祯二年，受命再度赴澳购募大铳，次年正月抵京。四年三月，陆若汉参孙元化幕。五年于登州兵变时受伤。兵部尚书熊明遇说：“澳人慕义输忠，见于援辽守涿之日，垂五年所矣。若赴登教练以供调遣者，自掌教而面下，统领铳师，并愤灭贼之志。”文中掌教即陆若汉。

汤若望亦因引进西洋火器技术而趁机来华，先是供职历局，崇祯十三年奉命督造火炮，千五年再铸火炮，并将技术传授兵仗局，监造火炮五百门。同时与焦勖合译《火攻挈要》，传播西洋火器之制造和使用方法。

5、驱鬼去病的神汉

驱魔去病是早期天主教着意宣传的宗教职能。传教士来华后，为了扩大影响，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张扬表示自己在这方面有特异之处，之佛僧道士皆称有这一职能，以出家人形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洋传教士自然成了驱魔去病的高手，并出此引来上自总督大员，下至平民百姓的求助。

利玛窦在致阿桂委瓦信中说：“当两广总督知道我们驱鬼时，他十分愉快，因为他非常害怕魔鬼。他有一栋房子，因时常闹鬼而不能居住。”

6、烧丹炼汞的术士

传教士不事生计，不受布施，而能交接官宦，打通关节，雇使仆役，丰衣足食，并且常常购置房舍，救济穷乏，其所需金银从何而来，这是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

在不了解澳门会院为其筹集资金的情况下，对其资金来源就有了诸多猜疑。

利玛窦仙风道骨的出家人形象，使大部分人坚信他一定通晓丹方之术，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术数家。

利玛窦说：

“不知是谁始作俑者，言我是一位伟大的通点金术之人；因为他们不知我们生活费从何而来，因此便认为我通此术，好像金银滚滚而来似的…都来找我，要我务必教授他们此术，我愈说我不通此术，他愈不相信。”

“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肇庆）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因为他们发现神父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求施舍，不事生计，故此必然是他们有用这种神秘的草药变出来大量的银子。

他们认为，很难相信有那样老实的人把银子从老远带到中国来。

7、用心险恶的西洋间谍

与天主教的信奉者和同情者正好相反，反教者把传教士看作是心怀叵测的邪恶之辈。他们认为传教主前来中国不是为了体认天儒异同，也不是引导民众复归善道，而是别有险恶用心。反教者所指控的教士险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称天主凌驾天子之上，安称大西以抗大明。

教人不忠不孝。反教者认为，传教士的宗教宣传违背君臣父子之道，违反儒家伦理纲常，是教人不忠不孝。

使用金钱收买人心。传教士对人的礼品馈赠，教会对贫困者的接济救助，曾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反教者就把天主教的迅速传播归之于金钱开道。周之夔认为，天主教“最浅陋无味”，而世人多从而信之，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教士“利欲相诱”。

用夷变夏，图谋不轨。传教士遥遥九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真的是来体以天儒异同，引导世人向善吗？反教者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传教士东来目的在于括尽中国君师大权，用夷变夏。

西洋奸细。关于传教士为西洋奸细的有关指控几乎贯穿了整个天主教在华传教史。

早在利玛窦初到肇庆时，广州一些人就曾向总督等人提交控书，指控传教士擅长阴谋诡计：

“确实，我们有严正的理由担心他们是外国奸细，图谋刺探我国的机密。再者，我们担优我国人民对新鲜事物天生好奇，长期厮熟以后，他们会诱使一些百姓远涉重洋，犹如鱼鲸一样。这本身就会是一大灾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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