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西北永济人节选
永济市吉尔特小区河东大道，有一间门市出租，楼上楼下两层，联系电话
走进田村
黄河岸边这片肥沃的土地，滋润一代代勤劳善良的华夏子民，也滋润一茬茬秋种夏收的优质麦子。麦子是晋南人生活的全部依赖，筋道而馥郁的小麦面，在一代代男人和女人手里，花样翻新地做出了扯面、削面、饸烙面、拉面、浇面……用小麦面包的饺子，鲜嫩浓香，堪称一绝。
当外面世界经济浪涛翻滚出阵阵浪涛，波及到这黄河岸边这个称之为栲栳的小镇时，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试探着走出家门，靠自己长年累月锻炼出的手艺，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不同城市不同的街道，他们租一间不大的门面，拉一条相同的红底白字条幅，上面是遒劲有力的“永济牛肉饺子”，这无异于一面鲜红的旗帜，向这个世界宣告着他们身后故乡的影子，宣告着他们日日为之和生命搅合在一起的牛肉饺子。这看似简单的营生，却充满了无限的心酸，整天在烟雾缭绕的又清香浓郁有限厨房中，腾煮着春夏秋冬对家园和儿女的思念，也腾煮着他们生命的年轮。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田村人走出家门，开始了他们的开饭店生涯。我早就听说田村人开饭店前的一段传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期，田村的男人们三五成群，在县城北郊打铁，吃饭在附近的饭馆。饭馆是小饭馆，主要经营扯面饺子一类的家常饭。一次，他们无意中和老板闲聊中得知，一碗扯面饺子的成本，其实只有价格的一半，按照他们的纯收入每天都在三百元以上，相当于他们辛辛苦苦地打半个月的铁，他们原本对自己打铁很满足的行当，和小饭馆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他们超负荷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他们也开始外出开饭店。
田村刚开始出去开饭店的人年底回来，不说自己赚了多少钱，只是从巷头走过来，又走过去，脸上堆着笑，身上衣服新鲜，带着大都市的时髦，手里递过来的烟是阿斯玛、大中华……除夕的鞭炮从夜幕到黎明，带着心底里说不出的愉悦、兴奋和翻身得解放的痛快，过了年，又有不少的人也走出了家门，他们带走了妻子，在外面也开始找饭店，开饭店……不几年，黄河岸边的栲栳镇，十六个村庄一千八百余户人家，就有一千余户在外开起了饭店。在这些在外开饭店的村民们，一段艰苦卓越的奋斗后，他们中有的人终于跻身于城市，成为城市中又一代新的市民，他们光荣的奋斗史，成为家庭和社会的骄傲，成为那个僻远村庄里，乡亲们前赴后继的楷模。在这些村庄中，田村便是一面最早的旗帜。他们以加工永济牛肉饺子为主要经营项目，几十年过去后，他们中的第二代人已经沿着第一代人的脚步走了出去，有的在村庄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所谓第二次创业，就是第一批外出开饭店有了积蓄后，转型投入到中小型企业中，在这方面田村已经远远走在别的村庄的前面。对他们来说，当初开饭店只是他们创业的初级阶段。
正因为有了田村，才有了当地周围几十个村庄人出去开饭店，田村人走遍了大江南北，让永济市的牛肉饺子几乎成为中国饭食中的一绝。几乎家家有车，在县城中一大半人家有了楼房，有户人家在城里一口气买了六个单元楼，成了变相的存款。
走进田村，是在一个正月天。
春节刚过，位于黄河岸边的田村寂静了许多，水泥铺就的巷道没有了人来车往和人们的声声问候，只有鲜红的对联还完好无损地挂在大门的两边。门前的粪堆上厚厚的一层炮屑渲染着他们过年的日子里彻夜放炮的狂欢。偶尔，敞开门的人家里，有一串虚张声势的狗吠。田村，似乎刚刚接待了一批久别的游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份相聚的幸福，无情的离别又一次替代了他们所有的狂欢。新起得舞台屹立在村庄中间，平坦的广场上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健身器材，周围一面青砖大墙上是红纸写成的捐款人名单，鲜红的纸已经在过往的风雪拍打下，失去了原本的那份鲜艳和感动。这是为村委会建立舞台的捐款，捐款上万元的有十八家，五千元的有二十三家。我抬头看到宽阔敞亮的舞台，看着这些捐款人名单，想象着他们掏出钱时的那份豁达。
村委会设在舞台旁边的几间屋子里，沙发茶几办公桌，还有一张单人床，看来村委会的一切该有的设施已都具备。村委会书记兼主任是四十出头的王高学，他看起来精明能干，在开了几年饭店后，回村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可谓是二次创业的先锋人物，在村里开有铁厂，谈起当初的出走，王高学深有体会。
80年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回村结婚生子，沿着父辈的足迹开始了日出日落的耕耘播种。当时，土地刚刚下放到各家各户，集体制所有的东西都分到了农户，我承包了村里的放映机，从此，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开始了自己的放映生活。不久，摩托车这个带着时代特色的交通工具，开始在村庄的大街小巷里出现。承包放映机，一年下来手里也有了几千块钱积蓄，心里就不安起来，思谋着买辆摩托车，几个同龄人也准备买摩托车，我们一打听就直接去了洛阳的摩托车厂搞批发价。那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劲头，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人骑在摩托车上，春风迎面，花香弥漫，听着呼呼的风从耳边飞过，好像背后长出了一双飞翔的翅膀，那时我感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有了摩托车，我再也不用自行车驮着放映机到处搞放映，有了摩托车方便了许多，心也随着摩托车的来来去去快乐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邻村一户人家，用电锯切割木版很赚钱，自己也想搞这生意，就找上门去，买来了这户人家的电锯，安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安放在自己家门口的电锯，却像是人蔫蔫的重病人，躺在家门口一动不动。一天到晚没有一个生意上门，我再到邻村那户人家考察，发现人家又买了一个新的电锯，生意还是从前一样热闹。我恍然大悟，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一个劲地骂自己猪脑子，我原以为买来了邻村人的电锯，也把那一大把的生意也买了过来，没想到没有一个生意上门。这种生意是靠长年累月积累的，不是一声吆喝，人们就像叭儿狗一样，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和我亲近。我实在没有耐心来侍弄这个电锯，好在本村一位好朋友看上了了它，这位好朋友却没有现成的钱来卖，我只好赊给他。
走上开饭店这条路很偶然，结婚后的这年冬天，我们村庄遭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凌汛，村庄大部分土地不到一个月就让黄河水淹没了。这真是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法。河水淹没土地的这天晚上，村里不少人都在家里呜呜地哭呢，这些土地时我们一代代人用命换来的，以前，我们的先辈们为了土地和邻村人打架械斗，壮怀激烈的拼杀，可谁能想到这些我们用生命征服的土地，却在一瞬间让黄河吞没了。就这样我们开始外出谋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几个朋友都是在县城边打铁的，回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个轮铁锤的行当，一天到晚才挣十几块钱，他们在附近吃饭的那家饭店，看人家一天轻轻松松净赚好几百。他们说，世界是他们的，当然也是咱们的，我们几个人一伙计，也开饭店去。开什么样的饭店，我们这些乡棒子做不出来满汉全席，也做不来特色大菜，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终把目光凝聚在饺子上。春节晚会上，包饺子的节目属于大众化，要不怎么会上了春节晚会？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个人问：全国人民都吃饺子吧？
大家都说，全国人民都吃饺子！
于是大家决定出去开饺子店。
大家一致推选我先出去踩踩路，因为我是高中生，在大家眼里我是见多识广的文化人。就这样我被大伙从背后推了一把，糊里糊涂地上路了。上路这天早晨，全村不少人都来送我，我和大家一一握手，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我带着妻子，带着锅碗瓢盆，上了火车，毫无目的，刚开始不敢跑得太远，就在临汾下车。我想不到下车后，出了火车站，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洞洞的，一辆辆满载着煤的大卡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我看着妻子发愁的脸，很快又笑了起来，我思谋着有煤的地方，就有好多挖煤的人，有挖煤的人，就要吃饭，要吃饭，我就能来钱。我伸手去拦车。伸开的胳膊，好像树杈一样，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更没有出租车。
我这才感到老人们说的那句话：好出门不如懒在家。我就这样伸着手，惦着脚跟，站在路边，像一个扎根在黄土地上的树桩。我想这么多的车，总有一个好心人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辆小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
上来吧。一个老者说。
我那时差点给老者跪下来。嘴里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的锅碗瓢盆，司机放在了后面的后备箱里。
我和妻子上了车，这才看到车里只有司机和这位看不清面目的老头，朦胧的光线中，我还是看到了他的居高临下，看到他居高临下的慈祥善良，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大气也不敢出，只觉得脑勺后一阵热烘烘的东西在动，回过头，看到一只大鸟瞪着一双漠然的眼睛，是鹰。我在黄河滩里无数次看到过的鹰，河滩里的鹰高高盘旋在蓝天上，我只能远远地仰望，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过一只鹰。
老者说，别理它，它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猜测老者一定去临汾的汾河滩或是去中条山打猎去了，来之前我曾在家里墙上的地区上，细细看了半天，记住了周围的地理环境。有了这样的猜测，我更是压低了呼吸，不让自己的呼吸触及到老者稀疏的头发。
你们到哪里去？
老者终于说话了。
我说：去煤矿。
走亲戚？
我也不知道到煤矿的具体位置，只能说走亲戚。
去哪座煤矿？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记起了一个叫霍县的煤矿，就随便说出口。
哪里人呢？
我说，田村。
老者笑笑。
我又说，黄河边永济县的田村。
老者又笑笑。
我这才知道老者原本是去太原的，他专门让司机送我和妻子来到霍县县城。下了车，我望着消失在黑暗中的小车，高高挥起手臂，直到小车看不到了才放下来，当时我说不出自己心里的感激。
第二天，我们就在一座煤矿附近找到一间不大的门面房，扯起白底红字的招牌：永济牛肉饺子馆。
想不到我们的饺子馆生意兴隆，晚上坐在案板钱数钱时的感觉好极了，我把这个好消息用电话告诉村里人，过了几天，不断有田村人过来，他们先在我的牛肉饺子馆里落脚，在附近找到地方，也开起了同样的饺子馆。
就这样，田村开饭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心里窃喜着，有说不出的高兴，亲戚拉着亲戚，朋友拉着朋友，一家接着一家走出田村。这一年大年三十，从我们田村升腾到夜空中的鞭炮，一个接着一个，一串连着一串，一簇接着一簇，响彻云天的声音好像发泄着几代代人心里憋屈的委屈，这鞭炮声直到天亮，才疲倦地停歇下来。
从简单的出走，到衣锦还乡的归来，这中间的艰辛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艰辛与泪水
这是一个特别的行当，在田村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白天围着案板，晚上睡在地板。这大概是开饭店人生活的全部写照。这样对习惯了风里来雨里去干庄稼活的农人们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作为“外地人”的委屈，他们能抵挡风，能抵挡雨，能抵挡来自自然界的酷暑严寒，却无法抵挡来自当地人理直气壮的欺负。外地人，这个带着流浪、带着讨生活、带着养家糊口性质的独特称呼，就这样附加在他们身上，要在当地站稳脚跟，自然要比当地人付出许多的代价。
饭店，无异于一个小小的窗户，他们站在这扇不大的窗户里，看过往的各色人等，看春夏秋冬在窗外轮回交替，也用坚硬的沉默抵挡着来自当地混混与无赖的欺辱。
王金康，今年五十六岁，如今在家里看护两个上学的孙子，照看一园苹果。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开饭店，一个在西藏，一个在新疆，每年收入都在二十多万，在县城也都买了楼房。他原本还有精力继续开饭店，原因是孙子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当初他们只顾出去开饭店赚钱，把两个儿子的学业都耽误了，两个儿子都没有上成学，其实在田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赚钱上，忽视了下一代的教育，全村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学生。在金钱和教育之间，他们看中的往往是眼前的金钱。当他们吃尽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苦头后，这才感到知识的重要。王金康正是在不能误了下一代的思想指导下，才注重两个孙子的教育。我问起他当初的所经历的苦难时，王金康无所谓地笑了。
……都过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当年黄河淹没了所有的土地，我们才不能不出去的，谁愿意出去早那份罪呢。当时也不想出门，家里有爷爷、父母，有两个儿子上学。86年贩硝铵，预交了定金，没有让中间人打收条，谁知道后来上当受骗。再后来又倒腾狗皮纸，又赔了进去，看不到出路，这次狠狠心离开了家。
我记得刚到内蒙呼和浩特市，那些城管、派出所、工商部门的人经常吃饭不给钱，不给饭钱是次要的，一个大檐帽还威逼我离开呼和浩特市，我刚来还没有站稳脚跟呢，怎么就离开。他说我们没有暂住证，当时国务院以及通知了全国人民，没有暂住证这一说了。他见我还懂点国家政策，就又找茬说我没有健康证，我的健康证用镜框挂在墙上呢。我真不明白这个大檐帽是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后来，一个经常来吃饭的客人对我透露说，是因为我的生意，影响了旁边一家饭店的生意，那一家是大檐帽的亲戚。我听了觉得很委屈，他赶我走，我就偏不走。
一个星期天，我故意把案板搬到了门口，当着众多人的面我开始扯面包饺子，我的扯面水平真不是吹的，比起兰州拉面都要均匀细致，饺子从剁馅到合面，都是质量第一。那天，我是在表演给大家看，吃饭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整整一条街都是看我表演的人。后来一个大官过来了，他品尝我的永济饺子，不能不服气我的饺子好。这位大官的到来，给我的麻烦事解了围。后来，那个大檐帽一直问我，和那位大官是什么关系。我随口说，老乡吧。从此这位大檐帽才不找麻烦。我不知道如果这位大官不来我的小饭店里吃饭，大檐帽还不知道给我下绊子呢。
这是大檐帽找麻烦，还有那些难缠的混混们。八十年代初期，内蒙呼和浩特市抽白粉的人特别多，贩卖白粉的人往往让外地来的送货。一天，一个贩卖白粉的人就看中了我。这个人叫苏胖子，那天晚上吃了饭，苏胖子并不走，他坐在那里吸烟，咬破左手食指，血浸在烟上，慢条斯理地吸。他说，帮他送一趟白粉，就让我的饭店在呼和浩特市保证没有人欺负。我没有答应。过了几天，苏胖子和几个朋友来。他们开着小车来，我专门给他做了一桌饭，希望他能体谅我一个外地人的难处。苏胖子也不说话，就和几个人喝酒，都是黄头发的小混混，喝高了就抡起了刀子，我知道他只是来吓唬我，谁知道他趁我不备，那些小混混偷了我抽屉里的钱，里面还有手机、身份证。那时也快过年了，我给爷爷、父母每人买了一件内蒙古特有的羊羔皮袄，放在我们住的阁楼上，也让小混混偷了去。晚上我坐在阁楼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只是叹气，连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知道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只能是忍，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古人说，不忍则乱大谋，说的一点也不错。出门在外低三辈呢。我们附近就有一家开饭店开出了事情，就因为一碗面，小混混吃了饭不给钱，他持刀就追了出去。这场景小混混见多了，小混混说，那你杀了我吧。他就一刀过去，当场把小混混杀死了。值得吗？不值得。可谁知道我们开饭店人的辛苦，知道一碗面、一碗饺子后面的辛苦。
其实，田村人外出开饭店各有各不同的经历，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外开饭店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苦不苦，为了未来泪飞舞，
累不累，为了家人心操碎，
烦不烦，大量水饺卖不完，
睡不睡，累死累活没人问，
好不好，希望客人吃的好，
完不完，干了处暑干严寒，
天苍苍，雨茫茫，可怜天下卖饭郎。
……
这孩子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都要靠自己一双手去努力，比起以前六七十年代，现在的日子好多了。现在大家手里有了钱，每年都外出旅游，坐火车、飞机，去北京、上海，去年我儿子带我们老两口去了一趟石家庄，看三大战役旧址，纪念馆里朱德、彭德怀的人物塑像，哎呀，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
开饭店的那几年，我最有感触的是，自己没有文化，不懂法律，这几年孩子大了，他们没有考上大学，只好跟着我们开饭店，看着他们重复着我们的生活，我心里不是滋味，有了孙子后，我无论如何都要回来，把所有的精力放到孙子身上，供他们读书，将来上大学，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王金康说着，满怀希望的目光越过屋檐下一株榆树柔软的枝条，瞭望着遥远黄河岸边一方碧蓝的天空。
伴伴大婶
年的一个夏日，我在文友王满仓的引见下，见到了这个叫做伴伴的大婶，家里新盖的二层小楼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给我一种农村新贵的金碧辉煌。偌大的庭院很静，只有伴伴大婶一个人，她说儿子儿媳都在外面开饭店，一年回来一次，她在家照顾孙子。
伴伴大婶60开外，短发飞扬，干净利落，提起开饭店，她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那时，我走出家门的脚步一点也没有半点犹豫。
那是年秋天，这一年秋天，我们家三十亩棉花长势良好，棉花棵子上的疙瘩蒜辫子一样稠密，深秋，这三十亩棉花白花花的像落了一层雪花，呈现出丰收的喜气。为了将这棉花早日摘到家，我和丈夫整天披星戴月卖给了这三十亩地。那时，儿子和女儿都在给别人打工，儿子学的是车床，每个月块钱，女儿当幼儿教师每月块钱，在别人看来这个小家庭还是挺不错的，儿女毕竟都是拿工资的，虽然拿的不多，总比我们背朝黄土种地好。那段日子我和丈夫特别忙乎，公公快八十岁了，他不会自己做饭。每天天不亮给家里的公公熬一锅米汤，晚上从棉花地回来，再给公公做晚饭，有时时间紧张我就做点简单的饭，白面条就咸菜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晚上的守家饭。
一天，棉花生了虫子，我去县城买农药，晚上误了班车，只好去一个老乡那里。老乡在县城边开一个小饭店，当时我一走进饭店，她也忙完了一天的活儿，正准备关门打烊。和我打过招呼，我那老乡拿出抽屉开始数钱，一大抽屉的钱啊。老乡甜甜蜜蜜地数着，我看着老乡那忙乎的双手，再低头看看自己的一双手，心想人家这是手，我的手也是手，不是脚呀，我凭啥吃面条就咸菜，凭啥每天起早摸黑，我再也坐不住了，思谋着也走出家门开饭店。
第二天我回到家，将儿女都叫回来，召开家庭会议，我对丈夫和儿女说：这棉花地再也种不下去了，棉花生长期长，春种秋收，这中间要经过八九个月的时间，从播种到收获，打药、打叉、锄地，哪一种过儿都要经过好几遍手，再说这中间的投资等到秋天才能收获，如果遇到天旱雨涝，开饭店不同，开饭店每天都有进项。
丈夫沉默着，不同意也不反对。
儿子和女儿听我说完后，也都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说那几百元工资根本不够吃饭，还是收完秋我们一家人出门，也开饭店去。
出门是在初冬的日子，我先出去找地方，我那窝囊废的男人是找不到地方的，我知道他一见生人就发憷。我来到了不远的河津。听说这是一个挖煤矿的地方，挖煤矿的地方一定有钱呢。我走在河津的大街上心里空落落的，眼睛就顶着一个个商店门，看门上有没有出租的字样，走了一条街终于看到一个卖服装的商店门上写着“出租”两个字，我一打听，人家说出租没错，要出租连带这些衣服一起转让。我发愁了，我要这些衣服干啥？这些衣服多少钱呀。出租人看我犹犹豫豫的，就不高兴地说：不同意连带衣服吧，这是规矩，你怎么连这也不懂，不出租进来干啥？
人家几句话说得我手足无措，转身又走了出来。从商店出来，我心里憋屈的难受，走在大街上，我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无趣地捡起脚下的一块破报纸，边走边撕扯着。晚上，我来到工会边的小饭店吃饭，这是工会对外的食堂。我走进去时，听到一个人正在唠叨说，食堂饭不好，还不如承包出去。我听了就大声说，还是承包给我吧。那人看到坐在桌前的我，一个不修边幅的农村大婶。他笑呵呵地问：你是谁？
我说，我是出来找饭店的。
他问：你会做饭？
我说：会，我就是出来开饭店的，在家做了大半辈子饭了。
他说：好，我们单位干部在这每天早晨白吃饭，你同意吗？
我说：同意，早饭花不了多少钱。
他说：好，那我们就试一段时间吧。
原来这人就是工会主席，没想我的运气这样好，从此，我在这里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我对每一个来吃饭的人都热情周到，每一顿饭都要求量足、卫生、味美。一个月后，工会主席说：你的饭店大家反映不错，我看咱们就签个协议吧。
我和工会签订了两年的协议。
我们饭店隔壁是移动公司设的点，主要是给手机上费，里面有三个姑娘，其中有一个我们永济的老乡，叫红娟。红娟是考到河津来的，日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虽然没有泪汪汪，心里头还是特别亲的。平时我对这红娟格外照顾，有啥好吃的总忘不了给她留着点，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她。没想到因为这个小姑娘，我们饭店却出了一件闹心的事。
一天半夜，我那窝囊废男人去外面撒尿，出去很久后才回来，我也就没有在意。第二天我刚出饭店门，就看到门口理发店的小丫走过来，一本正经地问我：大嫂，大哥没事吧？
我知道她说的“大哥”是指我那窝囊废男人。
我奇怪他会有啥事？
小丫说：嫂子，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
我说我啥也不知道呢。
小丫这才告诉我，昨天晚上有人打我男人了，人家为什么打他？难道他出去撒尿随便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想他没有那个胆。我还是让小丫告诉我，小丫说，她知道有人打我男人，并不知道为啥打他。听了小丫的话，我急匆匆来到我那窝囊废男人面前，他正在饭桌前剁饺子馅，握惯犁耧耙懡的手，拿起刀来轻松平常，一块肉在他手下三下两除二早已剁成烂泥。
我仔细看他汗津津的脸，果然看到额头上多了一道新伤口。
他不好意思地说：是昨天晚上我出门撒尿时，不小心在门上磕的。
我说，你别骗我了，人家都给我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才放下手里的刀，给我说了实话。
那段日子，隔壁移动公司里的红娟正和街上一个开超市的小老板谈恋爱，那天晚上，我家那个窝囊废出去后，懒得去厕所，因为公厕距离我们的饭店还有好长一段路，我家那窝囊废就来屋子后面的墙角就近解决，当他迷迷糊糊地刚站定，想不到一块砖头就啪地拍在头上，他迷迷糊糊中只感到一股热烘烘的血流了下来、他这才猛地惊醒过来，看到面前站着一个男青年，他厉声责问人家：你为什么打我？
男青年说：你该打，谁让你偷看我们呢。
他说：我偷看你啥？
男青年理直气壮地说：你偷看你自然知道。
他说：我没有，我啥不知道的。
男青年说着走到不远处发动摩托车，在摩托车刺眼的光线中，他看清楚男青年是小超市的老板，女的是红娟，是那个我们把她当做亲闺女的老乡，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红娟苗条的身影闪进了移动公司的大门。
原来男青年和红娟在约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都半夜一两点钟了，在墙角里还藏着一对野鸳鸯，他们正在墙角里亲热，想不到会有人走来打扰了他们的美梦。
丈夫给我说这些时，他反复地说，我怎么也不理解了，那小老板打我，红娟她怎么就一声不吭呢，我们对她那么好，她怎么就不拦一下，难道她也认为我是在偷看他们，我怎么会走出那种丢人的事。
挨打了的窝囊废男人觉得自己很委屈，我替他抱不平，执意要去找超市小老板，男人拦住了我。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人家是黑社会，听说身上带着刀子，昨天晚上他只是拿砖头拍我，没有拿出刀子算好哩。
你听，我那窝囊废男人简直窝囊到家了。我才不管他是黑的还是红的，一转身出了饭店门，刚走几步，我就不走了，出门就是受委屈的，啥事没有说得清的理。从此，我对那个红娟的老乡不再理睬。
不久，饭店这条街改造，我又一次回到了家。
我是不会在家呆下去的，不久，我准备好东西，带着女儿和村里一个学校刚毕业的小南去长沙，为啥去长沙？我也说不清，就是想去南方看看。在火车上，一个男人在卖美钞，一般遇到这样的事，多半都是骗子，没有经验的小南说让我看看。那个冬瓜头就走了过来，说自己这美钞是元，转手一卖就是元，他刚从美国回来手里还没有人民币呢。
我给小南使眼色不让他买。其实小南也不会买，他从家里出来，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就是多说了一句话，将冬瓜头引来了。小南看了看美钞摇了摇头。没想到那冬瓜头说，不买你咋叫我了？今天你买也要买，不买也要买。
我说，你这是吃屎的把拉屎的箍住了，他身上就没有钱。
冬瓜头说，他没有钱，你替他买吧。
我不同意，快到长沙了，我们准备下车，冬瓜头说：不买美钞，下车没门。
看来我今天是遇到了无赖了，遇到这样的人只好认了。当我们下车后，才知道所谓的美钞，其实只有一美元。
心里受点委屈没有什么，我告诉小南说：我们出门在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是来开饭店的，把我们的饭店开好，就是我们的目的。
长沙大学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我做生意没有诀窍，就是心眼实，材质好，不欺学生，学生们都乐意到我这个窗口来打饭，时间长了，别的窗口就有意见，没想到不到一年，校长找我谈话，让我将窗口转包出去，我问他为什么？校长笑笑说，你还是走吧，没有为什么。
原来别的窗口有校长的亲戚，他们联合校长是为了挤兑我。我的短暂的南下生活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我老了，可我还是不服老，在家一边给孙子们做饭，一边在工厂里干活，每次从巷道里走过，总有人笑呵呵地对我说：雁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呢？裱糊屋子嘛？
话里多少有点嘲讽。听着乡亲的话，我总是笑笑。
我是一个坐不下来的人，总想干点啥，只有干活我心里才踏实。我这一辈子最瞧不起的是那种不劳想获的的女人，我依靠自己的努力，手里有了钱，生活无忧无虑，可惜这好政策来的太迟了，如果早几年到来，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啥？不知道吧，我呀，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和我那窝囊废男人离婚，再也不跟着他受窝囊气。
她说着哈哈大笑，笑声里飞扬出对自己那个窝囊废男人无限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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