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的那些年上

去年记者节的时候，看到微博上很多明星转发《新周刊》的一段话来祝福记者们节日快乐，那段话说“真话可以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我有些感慨，就在朋友圈里发，“如果存在一个职业是我不忍评价的，那就是记者了，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意义的复杂性，可能比最了解我的人认为的还要多得多，它是我从小梦想的烙印，即便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但所有认识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把它视作我的全部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像其他执着的人一样，坚持忍耐，终于得偿所愿，即使最后离开，还是因为我对它的爱。”

当然这段话被我秒删了，就像我删了做记者的那些年里，绝大多数日记、微博、照片一样——还是不愿讲自己。这么做导致的最直接的恶果是，今天，我将除了记忆和连接记忆之间的必然的自圆其说之外，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张照片帮助我回忆。那就先说说封面这张照片吧。

这张照片摄于群访结束之后，没记错的话，我是在场十几个记者里，唯一拿到他自传精装版的人，原因其实我无比汗颜，那天采访，我迟到了（羞耻啊羞耻），杨受成觉得我这么远跑来，却比其他人少聊了半小时，签书的时候，就叫他的助手为我选了一本精装本。签名的时候，他问我名字，听到我也姓杨的时候，本来低头签名的他抬起头，对我说，我们是本家哦，杨小姐。

老实说，由于迟到，这两个细节成为我那次采访唯一记住的素材。这算是我记者生涯里的最惨“车祸”，早上6点出门，遇到机场路大塞车，好不容易赶到机场，通行证又有问题登不了机，在机场改航班，从深圳过关坐大巴过海。然后！釜底抽薪的一脚，大巴开始启动，我用手机拨打已经先于我过去的同事姐姐的电话，才一拨惊醒梦中我，前几天申请的手机港澳通并没有开通！！（妈呀！香港求救电话多少来着！！哦no，知道了手机也打不出去！）眼见着电话的信号随着大巴驶离关口越来越弱，直到完全看不见信号柱。当时的我在想，与我同车的人一定想不到，就在离他们如此近的地方，存在着一个“绝望的原（mei）始（xin）人（hao)”。而我拼命让自己不要想的，是在英皇大厦楼下，等不到我又打不通我电话的同事姐姐已经对我OS了多少三字经。

我要自救。我的粤语很差的，虽然号称听粤语歌长大，让我万万没想到（就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的手机和普通话都处于遗世独立的状态时，打救我的竟然是我的英文！（这一点，就连我们后来终于会合，英文水平完全碾压我的同事姐姐也不能不服。）

我是怎么用的呢？从湾仔下车后，我走进一家，拿了一本架上的八卦杂志，把封面给店员看，指着谢霆锋问她，“Douknowhisboss？”（这句现在的小学生都会吧！）。这里是香港诶，店员当然说知道。然后我又问出准备已久的那句“Whereis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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