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古代轴心地带基本框架中国历史大回

　　　　　　　　　　　　　　　　　　　　　　　　　　　　

作者：柳士发

1.在东亚两河文化和两河文明中，长江文化和长江文明的主干是江岷文化和江岷文明，长江文化和文明带的主干是江岷文化和文明带；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的主干是黄渭文化和黄渭文明，黄河文化和文明带的主干是黄渭文化和文明带。中国古代三大横向原始文明带——长城文明带、黄渭文明带、江岷文明带中，长城原始文明带为石城原始文明带，黄渭原始文明带与江岷原始文明带为原始土城文明带。长城原始文明走廊、黄渭原始文明走廊和江岷原始文明走廊是三大横向原始文明走廊，可以分别称为横向北道、中道和南道文明走廊。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原始文明可以分为沿海原始文明带、晋楚原始文明带、秦陇巴蜀原始文明带三大原始文明带。沿海原始文明走廊、晋楚原始文明走廊、秦陇巴蜀原始文明走廊是三条主要的纵向原始文明走廊，可以分别称为纵向东道、中道和西道文明走廊。其中沿海原始文明带内侧堪称燕赣原始文明带，沿海原始文明走廊内侧堪称燕赣原始文明走廊，又可称为东道西线文明走廊。横断山谷原始文明走廊是位于秦陇巴蜀原始文明走廊边缘的一条比较明晰的南北原始文明走廊，堪称藏道东线文明走廊。

2.长城石城文明带、黄渭夯筑土城文明带和江岷堆筑土城文明带是中国古代三大轴心原始文明带。单就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文明而言，江岷文化文明带为南轴文化文明带，长城文化文明带为北轴文化文明带，黄渭文化文明带为横向中轴文化文明带；借用中国古代堪舆家的术语来说，长城原始文明带为北干原始文明带、北龙原始文明带，黄渭原始文明带为中干原始文明带、中龙原始文明带，江岷原始文明带为南干原始文明带、南龙原始文明带。沿海文化文明带为东轴文化文明带，秦陇巴蜀文化文明带为西轴文化文明带，晋楚文化文明带为纵向中轴文化文明带；三大横轴地带与三大纵轴地带纵横交织，既让中原地区成为纵横交汇的中央地带，号称天下之中，又称中土、中原、中州等，又围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田字格，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大田园、中国大农场。相对而言，位于满疆、蒙疆、回疆和藏疆地区的草原藕断丝连，成为亚欧大草原的东方地带，可以合称古代中国大草原、中国大牧场。中国古代早以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并以河图洛书故事加以神化。《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3.黄渭文化和文明带可以分为下游海岱区块、中游中原区块和上游关中区块，江岷文化和文明带可以区分下游吴越区块、中游荆楚区块和上游巴蜀区块，长城文化和文明带可以区分东段和中段等区段，三者通过沿海文化和文明带、晋楚文化和文明带与秦陇巴蜀滇黔文化和文明带连接贯通起来，并且又可汇集于甘青板块、河西板块。中国内地农耕文化和文明又可分为北方旱作文化和文明带与水作文化和文明带，黄渭文化和文明带天然成为古代特别是上古中华农耕文化和中华农耕文明的主轴地带，中原区块位于黄渭文化和文明带与晋楚文化和文明带的交汇地区，天然成为古代特别是上古中华农耕文化和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央枢纽和中枢区块，被称为中土、中州乃至中邦、中国。中国古代塞北广义游牧文明又可分为草原百姓带与森林百姓带或者草原文化和文明带与森林文化和文明带，草原文化和文明带又可分为漠北文化和文明带与漠南文化和文明带，漠北文化和文明带天然成为古代特别是中古广义游牧文化和文明的主轴地带，长城文化和文明带天然成为古代中华游牧文化和文明与农耕文化和文明的交汇地带。

4.从山西盆地南下洛阳盆地，进而南下南阳盆地，再到荆湘盆地，曾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南北中轴线。从齐鲁地区经由梁宋地区，进而西入洛阳盆地，再到关中盆地，曾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东西中轴线。黄渭文明带与晋楚文明带相互交叉，构成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大十字架。春秋时期，齐秦晋楚争霸，正是这个大十字架的四个极点国家、端点国家互相争霸，而周王室正好位于这个大十字架的交叉点上。上古时期，黄渭一带曾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文明的主轴地带，随着时代变迁，到了近古时期，东轴地带已经转换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主轴地带。

5.漠北游牧文化文明带和漠南游牧文化文明带是中国古代蒙疆游牧文明的两大轴心地带，可以分别称为北轴游牧文化文明带和南轴游牧文化文明带；长城文化文明带位于游牧文化文明地区和农耕文化文明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枢纽地带，就整个中国古代农牧二元文化文明而言，长城文化文明带才是古代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中轴地带，长城一线才是古代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中轴线。相对而言，龙江文化文明带和辽河文化文明带是中国古代满疆地区的两大轴心地带——满疆北轴地带和满疆南轴地带，河湟文化文明带和雅鲁藏布江文化文明带是中国古代藏疆地区的两大轴心地带——藏疆北轴地带和藏疆南轴地带。天山山脉是中国古代西域之脊，是南庭农耕地带与北庭游牧地带的天然分界线，是整个西域的中轴线。

6.就在农耕文化文明地区的历史地位而言，黄渭文化文明带可谓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第一轴心地带，江岷文化文明带可谓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第二轴心地带；就在蒙疆游牧文化文明地区的历史地位而言，漠北文化文明带可谓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第一轴心地带，漠南文化文明带可谓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第二轴心地带；长城文化文明带既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第三轴心地带，又是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第三轴心地带。

7.黄河下游曾经从山东丘陵以南入海，也曾夺济入海，从山东丘陵以北流过，它们之间及其附近黄河流域构成黄渭文明带下游地区；通常所谓黄河的南河及其附近流域构成黄渭文明带中游地区，渭河流域构成黄渭文明带上游地区。黄河向北曾经夺经海河入海，称为东河，沟通黄渭文明带和长城文明带；向南夺淮入海，沟通黄渭文明带和江岷文明带。通常所谓黄河的北河河段处于长城文明带上，黄河的南河河段处于黄渭文明带上，位于晋陕之间的黄河左翼西河和位于甘宁地区的右翼西河可以沟通黄渭文明带和长城文明带。内地南北朝常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向北曾以黄河中下游为界，向南曾以长江中下游为界。内地北朝分裂期间大体分陕而治，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大体曾以晋陕之间黄河为界。

一、重新定义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革命

8.考古学区分文化与文明。根据考古学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可以区分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通常认为通过文化革命进入文化时代的三大标志，一是新石器革命，二是陶器革命，三是农业革命，新石器、陶器和农业号称文化时代三要素；通过文明革命进入文明时代的三大标志，一是城邦革命，二是冶金革命，三是文字革命，城邦、冶金和文字号称文明时代三要素。从拉丁语词根来看，可以把农业革命作为人类进入文化时代的主要标志，把新石器和陶器作为进入文化时代的两个辅助标志；可以把城邦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把文字与冶金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两个辅助标志。美洲印第安三大古代文明之中玛雅文明虽然不曾掌握铜或者铁冶炼技术，印加文明虽然不曾发明和使用文字，但是拥有成型的城邦体系，所以考古学家公认进入文明时代。区分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如果每一次只有一个维度，一个标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产生歧义。其实三者居一，亦可视作文化或者文明诞生的标志。区分文化革命与文明革命、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无论是把农业革命、农村革命还是陶器革命、新石器革命以及姓氏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轴心革命，无论是把城市革命、城邦革命还是把文字革命、金属器具革命以及国家革命作为文明革命的轴心革命，我们都可以严格地区分文化考古学与文明考古学。

9.考古学区分石器革命产生的石器时代、铜器革命产生的铜器时代和铁器革命产生的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以及居于两者之间过渡状态的中石器时代，也可以分为以粗石器为主的粗石器时代和以细石器为主的细石器时代，以及居于两者之间过渡状态的中石器时代。无论是粗石器革命产生的粗打石器，还是细石器革命产生的细磨石器，主要都是实用石器，粗打石器革命产生的粗打石器时代和细磨石器革命产生的细磨石器时代可以合称实用石器革命产生的实用石器时代，被考古学家忽略的可能还有精石器革命产生的精石器时代、美石器革命产生的美石器时代，或称精美石器革命产生的精美石器时代、精神石器革命产生的精神石器时代。《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者”，人类社会石器时代有可能分为粗石器革命产生的粗石器时代、细石器革命产生的细石器时代和美石器革命产生的美石器时代。美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的最高阶段。中国等地区更加注重玉器，可谓玉器时代、玉石时代、玉石器时代，许多地区更加重视青金石以及各种宝石，可谓宝石时代、宝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又可分为红铜时代、黄铜时代、青铜时代而以青铜时代为主。铁器时代又可分为生铁时代、熟铁时代和钢铁时代。铜器、铁器属于广义金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可以合称金器时代、金属器时代。如果以铜器革命作为文明革命的轴心，以铜器时代作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那么文明时代又是金器时代。进入金器时代，石器特别是美石器继续发展，所以文明时代也可以称为金石时代甚至金玉时代。《易说卦》云，“乾为玉为金”。《诗大雅棫朴》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孟子万章下》云，“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10.从石器生产方式和效果来说，石器时代可以分为第一次石器革命——粗石器革命产生的粗石器时代、第二次石器革命——细石器革命产生的细石器时代和第三次石器革命——美石器革命产生的美石器时代，分别可以称为第一石器时代、第二石器时代和第三石器时代。玉石和宝石等皆可归入美石器范畴。粗石器、细石器和美石器只是改变了石头的物理形态，但都没有改变石头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呈现出直线式发展进步历程。从来源来看，青铜和黑铁主要经由矿石冶炼得到，从一定意义说也可以归入广义石器范畴，但都改变了矿石的物理属性或者化学属性，呈现出转轨发展、变型进步历程。《尔雅释器》云，“玉谓之琢，石谓之磨”；“玉谓之雕”，“雕谓之琢”。从制作方法来看，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打制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时代和雕琢石器时代。《汉书董仲舒传》云，“犹泥之在均，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青铜器和铁器皆为冶金器，相对于打磨雕琢石器等狭义石器而言，亦可称为冶铸石器，简称冶石器，亦可归入广义石器范畴；相对于打磨雕琢石器等本征石器时代、狭义石器时代而言，第一次冶金革命——青铜革命产生的青铜时代和第二次冶金革命——黑铁革命产生的黑铁时代又称冶金时代、金属器具时代，亦可归属广谱石器时代、广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可以分别称为第一冶金时代和第二冶金时代。从广义石器时代而言，如果把粗石器、细石器和美石器时代合称第一广义石器时代，那么青铜时代可谓第二广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可谓第三广义石器时代。

11.砖瓦分为未经烧制的生砖生瓦和经过烧制的熟砖熟瓦。陶器也可分为未经烧制的生陶和经过烧制的熟陶。生砖、生瓦、生陶统称坯器，熟砖、熟瓦、熟陶统称陶器。生砖、生瓦、生陶革命相继发生，有可能与细石器革命发生时间相近。生砖生瓦生陶也可以称为生制土器，简称坯器，熟陶熟瓷器具可以称为熟制土器。一旦人类学会用火，生砖生瓦革命和生陶革命自然转化成为熟砖熟瓦革命和熟陶革命。在考古学上，土器革命产生的土器时代可以区分坯器时代、陶器时代和瓷器时代，或者区分砖瓦革命产生的砖瓦时代与陶瓷革命产生的陶瓷时代。虽然铜器烧制温度与陶器烧制温度、铁器烧制温度与瓷器烧制温度大体相近，但是由于铜矿比陶土难得，冶金比烧陶难办，所以与陶器革命相对应的往往是细石器革命，铜器革命远远晚于熟陶革命。有些地区文化时代可以对应砖瓦革命产生的砖瓦时代或者陶器革命产生的陶器时代，文明时代可以对应瓷器革命产生的瓷器时代。

12.以土器——土制器具形态作为划分标准，人类历史可以分为第一次土器革命——坯器革命产生的坯器时代、第二次土器革命——陶器革命产生的陶器时代和第三次土器革命——瓷器革命产生的瓷器时代，分别称为第一土器时代、第二土器时代和第三土器时代。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三皇时代已经进入瓦器时代。《竹书纪年》云，“神农作瓦器。”坯，本字作坏。陶，本字作匋。《说文解字》云，“坏，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烧。”“瓦，土器已烧之总名。”“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说文解字注》云，“今俗谓土坏，古语也。瓦者，土器已烧之总名。然则坏者，凡土器未烧之总名也。此与墼字异义同，但墼专谓砖耳。”《玉篇》云，“陶，作瓦器也。”根据《古史考》记载，五帝时代已经进入瓦器时代。《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古史考》云，“黄帝始造釜甑”。《说文解字》云，“甑，甗也”；“甗，甑也”。《考工记》云，“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砖有坯砖、陶砖和瓷砖之分，瓦有坯瓦、陶瓦和瓷瓦之别。土器从坯器到陶器再到瓷器的诞生，从理论上说有可能伴随着人工冶炼铜器和铁器的诞生——由于青铜熔点和陶器烧制温度相近，青铜器具往往需要陶范制作，所以从理论上说青铜时代与陶器时代可以大致相伴而生；由于锻铁和生铁的熔点与瓷器烧制温度相近，所以从理论上说铁器时代与瓷器时代可以大致相伴而生。考古将有可能证明，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局限于特定地点，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人工冶炼铜器有可能产生年代相近，炼铜技术与烧陶技术有可能相伴前进；最早的瓷器和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器有可能产生年代相近，炼铁技术与烧瓷技术有可能相伴前进，而它们又与人工用火技术日益进步，不断获得更加高温的进程密切相关。所以从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局限于特定地点，陶器时代和瓷器时代有可能大体上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相互对应。但从现有考古证据来看，陶器革命、瓷器革命与铜器革命、铁器革命并未相伴产生，不过相对于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而言，陶器革命与铜器革命的时差、瓷器革命与铁器革命的时差很短。

13.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TitusLucretiusCarus，约前99年—约前55年）在长诗《物性论》（DeRerumNatura）中提出，石器可能先由铜器取代，后由铁器取代。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VedelSimensen）年在《略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观点，“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会使用铁。因而这样看来，他们的文明史可以分成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丹麦考古学家、国家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琴朱尔金森汤姆森（ChristianJrgensenThomsen，—年）年在《北方考古指南》一书中正式提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说”。汤姆森的学生沃尔塞（J.J.A.Worsaae）年在《考古发现与墓冢所反映的丹麦古代史》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三个时期划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法国学者最早提出石器时代应当分为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时代两个阶段。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JohnLubbock,—年）年在《史前时代》（Pre-historicTimes）一书中，把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把磨制石器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从而进一步把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Age）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Age）。随着对石器时代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又提出了石器时代三期说——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增加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Age）的学说。英国考古学家艾伦布朗（AllenBrown）年提出，应当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单独划分出来一个过渡期，并且将这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G.Chieric）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theChalcolithicAge）作为过渡期。

14.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经区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以制陶术的发明作为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界标，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界标，“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年）提出把城市、文字、复杂礼仪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三条考古学标准。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EdmundDaniel,—年）在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认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城市、文字和复杂礼仪中心三个文明要素中具备两个就基本可以判定进入文明时代。年，日本贝塚茂树（—年）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提出把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三个标准。

15.澳大利亚裔英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GordonChilde,—）年在《远古东方的新启示》中，通过对北非古埃及文明、西亚古两河文明以及南亚古印度河文明考古材料的研究提出，“文明的开始是出现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且拥有复杂机构的城市”。柴尔德年在《人类创造自己》中指出，农业的发明和家畜的饲养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次“食物生产的革命”（大体对应“新石器革命”），由农耕、畜牧而导致的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柴尔德年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中，把蒙昧时代对应于旧石器时代，把野蛮时代对应于新石器时代，把文明时代对应于青铜时代及其以后时代。柴尔德年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一文把蒙昧时代对应于旧石器时代，对应于采集与渔猎时代，把野蛮时代对应于新石器时代，认为新石器革命让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向野蛮时代，而又可以农耕的产生为标志，城市革命让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而又可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志，“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当然应该而且确实聚居在稳定的村庄里，尽管因为过渡的农业经济的普遍实行（除非谷物受到灌溉），村庄不得不每隔20年迁徒一次。但是，总的看来，人口的增长并不明显地反映在居住单位的扩大上，而往往反映到居住单位的增多上”；“从语源学上看，文明一词与城市相关，很可能，城市生活就开始于文明时代。但是‘城市’一词多有歧义，所以考古学家喜欢用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志；文字大概是最易确认并且被证明是比其他复杂的特征更可信赖的标志。但是，要知道，一个民族是文明的或是有文化的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成员都能阅读和书写，也不说明他们都居住在城市里。”柴尔德在《城市革命》中设立了识别最早城市的十条标准：较大的规模与高密度的人口、人口构成与功能分化、赋税、纪念性公共建筑、庙宇与神职人员、记录系统与实用科学、文字的发明、艺术表达、长距离贸易，以及专职工匠的存在。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nford,—年）在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中指出，“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具体事务，大学使得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这大约正是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这些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考古学发现，原始城市的标配是庙宇和宫殿、粮仓和匠铺甚至还有文字；人类学发现，原始城市已经产生脱离体力劳动的专职人员——神职人员和世俗军政人员以及定居的手工业者。考古发现的最早文字——古埃及草纸文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版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古玛雅的刻石文字、古中国的陶文或者甲骨文字率先在城市得到大量应用。

16.原始城市伴随原始国家，于是产生了原始城市国家——城邦。柴尔德《城市革命》认为：“在城市里，专职的工匠既由别人提供他们工作所需的原材料，也受到基于地域而非血缘的国家组织的保护。流动不再是被迫的。城市是一个共同体，工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属于这种共同体。然而继之，就安全来讲，匠人们依靠着庙宇或者王室，而且又与下层阶级相连。农民群众获得更少的物质利益；因为，比如在埃及，金属器并没有代替农业生产中的旧的石器和木器。但是恐怕最早的城市社会都肯定被一种新石器时代村庄还不具备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还不完美。农民、工匠、祭司和统治者组成了一个社会，这种组成并不仅仅基于共同的语言和信仰，而在于每一个人都做着互相补充的事情，都渴望整个社会的福利。”

17.从词源学角度看，在英语里，文化（Culture）与耕种（cultivation）同源，它的拉丁词源是农耕（cultura），英语农业（agriculture）的前缀在拉丁文中表示田地（field,land），在田地里耕作就是农业。“city”（城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邦）。在古希腊，政治被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被认为是实现最高价值的生活方式。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依据自然秩序而形成的，实现正义是城邦的内生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人类为了获得优良生活而自然演化的产物，趋向城邦生活是人的本质使然。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并通过遵纪守法而避免堕落。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是civil（市民的、城市的），它的拉丁词源是市民（civis）、城邦（civitas）。由此可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可以农耕为标志，文明可以城邦为标志。从一定程度上说，农业革命伴生文化革命，文化时代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农耕革命导致定居，引发村社革命或称村落革命，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时代是农村革命也是文化革命的产物。同理，文明时代是城市革命也是文明革命的产物。城邑革命与市场革命合成城市革命；城市革命与国家革命合成城邦革命。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文明时代是城邦革命的产物。农村不仅是农业定居点，也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城市、城邦不仅是一种工商业城堡，也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如果采取单一标准作为文化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仅从词源学上看，可以原始农业的诞生作为文化时代开始的唯一标志，可以原始城市的诞生作为文明时代开始的唯一标志，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革命就是农村革命，文明革命就是城市革命；文化时代又是农村时代，文明时代又是城市时代。单从经济意义上看，城堡只是军事政治堡垒，但是城市必定要求商业独立出来，市场独立出来。仅从词源学上看，考古学上也可以原始村社的诞生作为文化时代开始的唯一标志，也可以原始城邦的诞生作为文明时代开始的唯一标志。

18.文化时代可以农业、新石器、陶器三要素为考古学标志，但是考古证明存在无农新石器地区，也存在无陶新石器地区。以新石器革命作为文化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则把文化时代等同于新石器时代，可以称为新石器文化时代或者磨制石器文化时代。以陶器革命作为文化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则可以称为陶器文化时代。与以冶金、文字和城市三要素难以成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普适标准一样，农业、陶器和新石器三要素也难以成为文化时代到来的普适标准。文化时代三要素兼而有之的原始文化社会与文明时代三要素兼而有之的原始文明社会固然有之，但三要素并非同时具备的原始文化社会和原始文明社会同样存在。

19.人类使用工具，常分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又可合称金属器具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可以分为土石时代和金玉时代。砖器和瓦器、陶器和瓷器皆可归为土器，金器、银器、铜器和铁器皆可归为广义金器。金玉时代又是金声玉振时代。考古发掘证实，有些地区农业诞生早于或者晚于新石器革命，把农业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必要条件并非普适标准；有些地区陶器诞生早于或者晚于新石器革命，把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必要条件并非普适标准；有些地区城市与国家早已成熟但是始终未能创立文字，比如玛雅文明，所以在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时候，从不同历史轴线分别采用不同的单一标准更加严谨普适，采用双重标准、三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比如采用粗石器革命、细石器革命和美石器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粗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与美石器时代，或者分别称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后石器时代，采用石器革命、铜器革命与铁器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采用坯器革命、陶器革命与瓷器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坯器时代、陶器时代与瓷器时代；采用村社革命、城市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农村时代与城市时代；采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采用语言革命、文字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语言时代与文字时代。从词源学来看，采用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作为单一标准划分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也未尝不可。

20.从词源学和字面含义看，人类的文化时代是与原始农业时代一起开始的，是与原始三农——原始农业、原始农村和原始农民一道诞生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原始农业革命就是原始文化革命。从词源学和字面含义看，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与原始城市时代一起开始的，是与原始城市、原始城邦与原始城市居民一道诞生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原始城市革命就是原始文明革命。原始农业革命催生文化时代，同时也是村社时代。原始城市革命催生文明时代，同时也是城邦时代。从村落社会到城市国家是一次从文化时代到文明时代的伟大飞跃。自从原始农业革命以后，人类建设村落定居、聚居和群居，进入村社时代，所以按照文化的原意来说，原始农业革命让人类进入原始文化时代，也就进入原始农村社会和原始村社时代。自从原始城市革命以后，人类建设城市定居、聚居和群居，进入城邦时代，所以按照文明的原意来说，原始城市革命让人类进入原始文明时代，也就是进入原始城市社会和原始城邦时代。

21.如果用原始语言革命和原始文字革命作为划分文化时代与文明时代的标准，可以说，原始语言革命伴生原始文化革命，原始文字革命伴生原始文明革命，文化时代是语言革命也是文化革命的产物，文明时代是文字革命也是文明革命的产物；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主要属于语言时代，史记时代属于文明时代。但是，人类语言的产生远远早于新石器革命，文字的产生又往往晚于青铜革命。为了便于区别，语言革命与文字革命又可分别称为文言革命与文献革命，语言时代与文字时代又可分别称为文言时代与文献时代。从中国古代文字载体来看，文字时代又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甲骨时代、以金石文为代表的金石时代、以简牍文为代表的简牍时代和以纸帛文为代表的纸帛时代，相应产生了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等学问。把文物考古与文献考据相互印证，可以有效提高历史研究信度；把文物考古学与文献考据学结合起来，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22.以往的考古成果似乎证明，家生大麦和小麦，家羊和家马以及家养黄牛大体上都起源于大中东地区，无论是以新石器的产生还是农业的产生以及陶器的产生作为人类进入文化时代的标志，无论是以文字的产生、城邑或者城邦的产生还是冶金技术的产生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似乎人类的文化时代和文明时代既非发源于西方地区也非发源于东方地区而是发源于亚欧非三大洲交汇的大中东地区；如果说现存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非洲，单从以往考古成果来看，那么似乎也可以说现存人类文化和文明最早起源于大中东地区。现代分子人类学通过基因图谱和基因谱系的研究已经勾勒了现代人类走出非洲，走向世界的光辉历程，如果宣扬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大中东发源论，下一步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应当实证描绘出人类原始文明走出大中东，走向全世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才能让人逐步信服，特别是让主张人类及其文化文明各地独立自主发源发展论的学者信服。

23.按照现代考古学理论，可以把城邦、青铜、文字三大要素全部满足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最高标准，把三者居二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一般标准，把三者居一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低标准。考古学文明概念与未来学文明概念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年3月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把农业革命称为第一次浪潮，把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浪潮，把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新兴经济社会革命称为第三次浪潮，并把即将到来的新兴文明形态称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如果把人类文明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三大阶段，那么原始农业革命就可以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二、从三农革命到三城革命

24.概括地说，原始三农——原始农业、原始农村和原始农民的出现是原始文化时代诞生的标志，原始文化革命就是原始三农革命——原始农业革命、原始农村革命和原始农民革命；原始三城——原始城市、原始城邦和原始城市居民的出现是原始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原始文明革命就是原始三城革命——原始城市革命、原始城邦革命和原始城民革命。以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文化时代诞生的标志，以三农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核心要件，以三城——城市、城邦和城市居民（国人）作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以三城革命作为文明革命的核心要件，既符合文化与文明的词源含义，又可以排除关于文化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各种歧义。相对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段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三段论，亦可提出文创（Culturalcreativity）时代、文化（Culture）时代、文明（civilization）时代三段论，亦可称为三文（3C）分期学说。按照文化时代的三农标准和文明时代的三城标准衡量，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了一万多年的中华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创造力是人类的本质力量，人类是世界的第二造物主。从天体演化、生物进化再到人类创化，对应产生了天体演化论、生物进化论和人类创化论。柴尔德年发表《人类创造了自身》一文，其文章标题本身就是对人类创化论的支持和佐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灵长，在创造人类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区别特征，文创时代就是人类化时代；农耕的产生和发展必定导致定居聚落产生，文化时代就是广义的农村化时代；城市是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文明时代就是广义的城市化时代。从长时段、大尺度历史观来看，由于人类创造力为历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时而按下快进键，经常跑出加速度，并且由于人类交流效率和交通速度不断提升等原因，人类历史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25.文化时代三农要素，一为农业要素。《说文解字》云，“农，耕也”。《汉书?食货志》云，“辟土植谷曰农。炎帝教民植谷，故号神农氏，谓神其农业也。”《汉书?文帝纪》云，“农，天下之大本也。”《商君书?农战》云，“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汉书?赵充国传》云，“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汉书?扬雄传上》云，“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广义农业不仅包括种植业而且包括养殖业，不仅包括农耕产业而且包括游牧产业。在农耕地区广义农业主要包括种植业、农耕业和养殖业、畜牧业。二为农村要素。农村为农业定居聚落。《说文解字》云，“聚，会也。从乑取声。邑落云聚。”《增韵》云，“村，聚落也”。《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唐代张守节正义：“聚，谓村落也。”《史记?秦本纪》云，“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唐代张守节正义：“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汉书?平帝纪》云，“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汉书?沟洫志》云，“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后汉书?王扶传》云，“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唐代李贤等注：“小于乡曰聚。《广雅》曰：‘落，居也。’”《三国志?魏书?郑浑传》云，“村落整齐如一，民得财足用饶”。三为农民要素。农民又称农人，以农作为生业。《诗?小雅?甫田》云，“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诗?豳风?七月》云，“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26.良渚遗址既未发现冶金遗存，又未发现成熟的文字遗存，但良渚遗址先民被认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可以视作以三城——城市、城邦和城市居民标准作为文明时代标志的典范。《说文解字》。云，“城，所以盛民也”；“郭，外城也”。《广韵》云，“城，城郭”；“内城外郭”。《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礼记?礼运》认为三王时代城郭成为普遍现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诗?邶风?击鼓》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邑曰筑，都曰城”。《管子?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孟子?公孙丑下》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汉代主父偃《谏伐匈奴书》云，“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盐铁论?繇役》云，“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郭又作廓。《盐铁论?论功》云，“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

27.在文明时代三城要素中，城市要素兼顾经济标准。《说文解字》云，“市，买卖所之也”。传说神农或者祝融作市。《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古史考》云，“神农作市”。《世本》云，“祝融作市”。根据《周礼》记载，周朝已经形成工商食官以及完整市场监管制度。《国语?晋语四》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韦昭注：“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廪之。”《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舍；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周礼?地官?司市》云，“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司市以外还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胥、肆长、泉府等与市场有关的职官。《周礼?考工记下》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诗?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28.城邦要素兼顾政治标准。《说文解字》云，“邦，国也”。《周礼?天官?大宰》云，“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汉代郑玄注：“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城邦有时又称城郭国。《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关，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慴响应。”宋代程大昌《北边备对?北狄无城郭》云，“汉叙西域诸国有城郭国，有行国。城郭国则其筑城有守者也，行国则不立城郭而以马上为国者也。”《史记?大宛列传》云，“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汉书?西域传上?西夜国》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元年》云，“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胡三省注：“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处，故曰行国。”

29.城邦居民要素兼顾社会标准。城邦居民分为居住在城内的城市居民和居住城外的农村居民。国人曾指居住在国城以内的居民，与居住在国城以外的郊人、野人等相对。《周礼?地官?泉府》云，“国人郊人从其有司。”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仪礼?丧服》云，“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贾公彦疏引《论语》郑玄注：“野人粗略，与都邑之士相对。亦谓国外为野人。”国人又作邦人。《书?金縢》云，“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史记?鲁周公世家》云，“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左传?定公十四年》云，“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城邦时代，社会分工细化。《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谷梁传?成公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上》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30.原始城邦皆为小国寡民，一个原始城邦的领土往往就是一座城池连同其周边的土地。《逸周书?作雒解》记载，“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城邦又称城郭国。城市、城邦与邦人三位一体。《孟子?尽心下》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国字本义国都。《左传?隐公元年》云，“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战国策?齐策》云，“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国都又称国城。《管子?八观》云，“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隋书?礼仪志二》云，“隋制，于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中、司命、司禄三坛，同壝。”国城亦可指称国都的城郭。《吕氏春秋?制乐》云，“兴事动众，以增国城”。邦内之人称为邦人。邦人又称国人。《书?金縢》云，“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其中邦人，《史记?鲁世家》作国人。狭义国人仅指居住在国城以内的人。《周礼?地官?泉府》云，“国人郊人从其有司”。唐代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国人又作国民。《左传?昭公十三年》云，“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周礼?春官?墓大夫》云，“令国民族葬”。

31.原始城邦依然属于小国寡民，通过不断兼并重组演变成为广土众民的大国。城邦相互联合或者征服，经过邦联或者形成城邦联盟，进而把国际关系国内化，可以演变成为联邦。其中子男之国可以视作城邦，侯伯之国有可能为联邦君主或者城邦联盟盟主，最高级联邦或者城邦联盟盟主号称天子，可以到达天下时代。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其三代本纪记载，五帝虽然同出黄帝家族，但是传位尚无定制，到了夏商周三代，天子既是夏国、商国、周国君主，又是当时天下共主。《礼记?王制》云，“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商汤之国当初只有七十里，周文王之国当初只有百里，都可视作城邦，“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滕文公上》云，“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

32.生物进化超越物质演化，让生物属于物质而又超越物质，实现物质形态的第一次跃迁、第一次升华；人类创化超越生物进化，让人类属于生物而又超越生物，实现物质形态的第二次跃迁、第二次升华。自从超越生物进化，开启发明创造、进入人类创化进程以后，人类进入文创时代；自从原始三农革命——农业、农村、农民革命以后人类进入文化时代，实现人类历史的第一次跃迁、第一次升华；自从原始三城革命——城市、城邦、城市居民革命以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实现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跃迁、第二次升华。显然，狭义文创时代只是广义文创时代的初级阶段，狭义文化时代是广义文创时代的中级阶段，狭义文明时代是广义文创时代的高级阶段；狭义文化时代只是广义文化时代的初级阶段，狭义文明时代才是广义文化时代的高级阶段；以工业革命作为界标，狭义文明时代亦可划分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从泛文化、泛文明含义来看，文化与文明两者同义，泛文化时代与泛文明时代同义，皆可泛指人类创化时代。狭义文创时代是泛文化、泛文明时代的初级阶段，狭义文化时代是泛文化、泛文明时代的中级阶段，狭义文明时代是泛文化、泛文明时代的高级阶段；自从农业文化时代起步直到工业革命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前，又被称为农业文明时代，在此以前的采集渔猎文明时代又被称为原始文化时代和原始文明时代。如此一来，广义农业文明时代又以三城革命作为界标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广义城市文明时代也可以现代工业革命作为界标划分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泛文化时代和泛文明时代则以三农革命和三城革命作为界标划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从泛文明的视角来看，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飞跃被视作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跃迁、第一次升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被视作人类文明的第二次跃迁、第二次升华。如果仅从人类聚居形态来看，也可以把通过农村革命进入文化时代视作人类创化的第一次浪潮，把通过城市革命进入文明时代视作人类创化的第二次浪潮。这就提醒我们需要注意文化与文明在不同学科、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

三、从环壕时代到环城时代

33.人类聚落经历环栅时代、环壕时代和环城时代。《说文解字》云，“栅，编竖木也。”《通俗文》云，“木垣为栅”。《广韵?夬韵》云，“砦，山居以木栅。”《集韵?夬韵》云，“柴，篱落也。或作寨、砦。”环栅时代的标志是在聚居点周围有一重、两重甚至三重乃至多重栅栏作为防护设施，环壕时代的标志是在聚居点周围有一重、两重甚至三重乃至多重壕沟作为防护设施，环城时代的标志是在聚居点周围有一重、两重甚至三重乃至多重城墙作为防护设施，城墙以外大多还有壕沟——护城壕作为辅助防护设施，所以亦可称为城壕时代。从环栅时代走向环壕时代是人类聚居形态的一次重大变革和进步，从环壕时代跃入环城时代是人类聚居形态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进步，也是从文化时代向文明时代跃迁的重要标志。环壕文化时代往往是文化时代的最后阶段。在黄渭文化带、江岷文化带和长城文化带都曾发现各种规模的环壕文化遗址。年发现的位于江岷文化带下游地区的浙江省浦江市上山遗址距今约—年，发现经过驯化的水稻遗存、彩陶遗物和干栏式建筑遗迹，其中晚期出现了环壕。浙江省义乌市桥头遗址是一处距今—年的环壕聚落遗址，出土了包括彩陶在内的大量陶器和石器，环壕宽度约10—15米，深度约1.5—2米，围合出来一个边长约40米的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位于长城文化带东段的内蒙古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距今约年，内蒙古通辽市哈民遗址距今—年，位于长城文化带中段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岔河口遗址距今—年，都是大型环壕文化遗址。位于黄渭文化带上游地区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大阳镇圪垯川遗址距今—年，大型聚落遗址中心为一广场，广场周边分布余座房屋，外有三道环壕，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炭化植物和动物骨骼遗存。在该大型环壕聚落遗址中心广场发现的一座窖穴容积近60立方米，底部残存近10立方米炭化粟黍。年发现的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遗址距今—年，其中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宫殿式建筑周边围绕九座大型夯土台，具有三重环壕，外围环壕围合面积约万平方米，中央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余平方米，室内面积平方米，出土大量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陶器以及较多涂有朱砂的石镞、骨镞等，该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核心位置和周边窖穴发现大量水稻遗存。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环壕围合面积达25万平方米。位于黄渭文化带中游地区的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距今年左右，处于伊河、洛河汇入黄河的高台地上，面积达万平方米，发现三重大型环壕、夯土院落基址、夯土祭坛、九个陶罐摆成的“北斗九星”图案等遗迹和彩陶、牙雕家蚕等遗物。位于黄渭文化带下游地区的山东省烟台市属莱州市吕村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环壕聚落面积约87万平方米。环栅聚落、环壕聚落与环城聚落虽然先后产生，但是可以在同一地区同时存在。位于长城文化带中段的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镇木柱梁遗址距今约年，环壕围合面积达10平方米。位于黄渭文化带下游地区的山东省日照市苏家村龙山文化环壕围合面积达8平方米。

34.通常而言，处于同一时代、属于同一考古文化类型的一个中心城邑连同周边若干卫星聚落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城邑聚落体系，有可能就是一个古国和原始城邦；处于同一时代、属于同一考古文化类型的一个大型城邑作为中心城邑、一批中小城邑作为一级卫星城邑和二级甚至三级卫星城邑，组成一个等级分明、布局合理的城邑群落体系，有可能就是一个古朝和原始方国。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同一考古文化类型的卫星城邑和聚落遗址组成一个遗址群，可以其中心城邑命名，合称良渚古国甚至古朝遗址群；石峁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同一考古文化类型的卫星城邑和聚落遗址组成一个遗址群，可以合称石峁古国甚至古朝遗址群；陶寺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同一考古文化类型的卫星城邑和聚落遗址组成一个遗址群，可以合称陶寺古国甚至古朝遗址群。

35.长城原始文明带属于原始石城文明带，其代表性中心城址——年发现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古城遗址距今约年，面积达万平方米，都已发现青铜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石城遗址，面积约万平方米，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石城遗址距今—年，面积约75万平方米，都是长城石城原始文明带的典型代表。除了位于陕晋蒙交汇地区的长城中段石城遗址群以外，位于辽冀蒙交汇地区的长城东段石城遗址群——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群距今约年，不仅实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跨越，而且实现了从环壕时代到环城时代的跨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城子山石城遗址群位于山顶主峰的中心石城遗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

36.炎帝神农氏都城有可能为石城。《汉书?食货志上》引晁错云，“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西汉《氾胜之农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黄帝轩辕氏都城也有可能为石城。《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史记?封禅书》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经》云，“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中州杂俎?郡邑》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汉唐地理书钞》辑《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之墟，西有五城十二楼。”唐代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案》诗云，“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

37.少昊都城有可能为石城。《淮南子?时则训》云，“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谿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传说西王母居于石城金室。汉代刘向《真君传》云，“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明代钟芳《王母瑶池图为宁波李纪题》诗云，“雪点头颅云作衣，每凭青鸟下瑶池。石城金室春何限，都入萱堂献寿卮。”

38.夏都有可能为石城。石、姒可以相通。传说夏禹生于石，夏启亦生于石，这种传说暗示夏族自以为生于石。《淮南子?修务训》云，“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众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夏禹、夏启皆生于石，所以姓石，通假为姒。

39.黄渭原始文明带属于原始夯筑土城文明带，其代表性中心城址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古城遗址距今约—年，面积达万平方米。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龙山文化土城遗址面积达万平方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尧王城龙山文化土城遗址面积达52万平方米，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土城遗址面积达22万平方米，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藤花落土城遗址外城围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可谓黄渭下游土城遗址群的典型代表。

40.陶寺字面含义有可能为帝尧陶唐氏之廷。《说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徒刀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尔雅?释宫》云，“庙中路谓之唐，堂途谓之唐。”《一切经音义》云，“寺，治也，官舍也。”《汉书?元帝纪》云，“城郭官寺”，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新唐书?百官志一》云，“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陶又音遥，与尧、姚、繇可以相通，比如皋陶又作皋繇、咎繇。《礼记?祭义》云，“陶陶遂遂，如將复入然。”《诗?王风?君子阳阳》云，“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经典释文》云，“陶，音遥。”唐、堂可以相通。陶寺、陶唐语义相近。《诗?陈风?防有鹊巢》云，“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谁侜予美？心焉惕惕。”传：“中，中庭也；唐，堂途也。”疏：“《尔雅?释宫》云：庙中路谓之唐，堂途谓之陈。李巡曰：唐，庙中路名。孙炎引《诗》‘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门之径也。然则唐之与陈，庙庭之异名耳，其实一也。故云：唐，堂途也。”

41.江岷原始文明带属于原始堆筑土城文明带，其代表性中心城址——浙江省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年—年，发现台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其中外城围合面积万平方米，内城围合面积近万平方米，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上有大型殿堂式建筑；年发现的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古城遗址距今约—年，面积达万平方米；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古城遗址距今约—年，最大围合面积约万平方米。宝墩古城、石家河古城和良渚古城作为江岷原始文明带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原始古城的典范，皆为堆筑土城。

42.随着城垣建筑材料和建筑方式等变化，虽然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许多石城，但是江岷原始堆筑土城文明带、长城原始石城文明带都与黄渭原始夯筑土城文明带一样，呈现出经由夯筑土城进而向砖城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夯筑土城和砖城先后成为全国各地城垣建设的主流形态。最晚西周时期已经出现铺地薄砖，有的四角带榫，便于拼接。西汉时期以长宽高大致4:2:1比例的条砖生产为主，同时可以生产铺地砖、空心砖、画像砖以及异形砖等。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西汉时期村落砖窑遗址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60万块。四川省广汉市雒县遗址发现了东汉时期包砖城墙。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记载，“邺城表饰以砖”。唐朝首都长安依然为夯筑土城，大明宫也只有城门墩台和城角用砖包砌，东都洛阳宫城和皇城已经内外用砖包砌。晚唐五代黄滔《黄御史集》记载，当时王审知修筑福州城垣，“外瓷以砖，凡一千五百万片”。北宋扬州、广州、成都等皆为砖城，但首都汴梁依然是夯筑土城，只有门墩和城角用砖包砌。元朝大都城与北宋汴梁城类似，但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大都宫城“砖瓷”，用砖包砌。明初北京城外壁用砖包砌，明英宗正统十年（年）又将内壁用砖包砌。到了清朝，县城以上大多已经用砖包砌，转型升级成为砖城。

四、古朝文明与轴心地带

43.东周时期已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孔子家语五刑解》记载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庄子天运》既有三王五帝的说法又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吕氏春秋孟春纪》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吕氏春秋开塞篇》云，“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一愉其意”。《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西汉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提出九皇五帝学说，“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等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汉代杨雄《甘泉赋》云，“同符三皇，录功五帝”；《羽猎赋》云，“加劳三皇，勖勤五帝”。《孝经钩命决》既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又有三王五霸的说法，“三皇歩，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东汉班固《白虎通号》也有三皇五帝和三王五伯的说法。关于三皇，虽然史籍众说不一，但是伏羲、神农始终位列其中，区别在于剩下一个人选——燧人氏、女娲、黄帝、祝融、共工。关于五帝，更是众说纷纭，但是排除与三皇重合人选以外，尚有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可以备选。纵览有关有关传说和记载，三皇五帝活动轨迹大体都在中国大田园范围以内，主要都在三大横向轴心地带和三大纵向轴心地带及其纵横交织进而米字交叉的网格体系内。

44.太皞伏羲氏出生地点成纪（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建都地点陈邑（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女娲氏建都地点娲城（在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皆在黄渭文化文明带上，伏羲氏陵墓地点或在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晋楚文化文明带与江岷文化文明带的交汇地区，或在山阳郡高平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微山县），位于黄渭文明带地带上。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按：伏牺风姓，出《国语》。其华胥已下，出《帝王世纪》。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成纪，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纪县。”“按：皇甫谧：伏牺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记载，“县西华二十里，旧传女娲之都，本名娲城。”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记载，“娲城在西华县西，女娲之都也。”

45.炎帝神农氏成长地点姜水（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或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等）、建都地点陈邑（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曲阜（在今山东省曲阜市）都在黄渭文化文明带上，兴起地点烈山（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在晋楚文化文明带和江岷文化文明带的交汇地区，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按：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正义：“《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46.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天皇、地皇、人皇在黄渭文化文明带上迁徙活动，“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摄提属于亢宿，亢宿为郑国分野，郑国与熊耳、龙门等山处于黄渭文化文明带中游地区，谷口（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处于黄渭文化文明带上游地区，皆在黄渭文化文明带上。《史记?孝武本纪》云，“所谓寒门者，谷口也。”《汉书?郊祀志上》云，“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唐代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以仲山之北寒凉，故谓此谷为寒门也。”“黄帝升仙之处也。”

47.黄帝出生地点寿丘（在今山东省曲阜市）、成长地点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或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或曰在今河南省郑州市等）、建都地点涿鹿（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或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有熊（在今河南省新郑市）或在长城文化文明带上，或在黄渭文化文明带上。《国语?晋语》记载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正义：“《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集解：“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

48.黄帝、炎帝曾在长城文明带阪泉（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一带作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集解：“皇甫谧曰：‘（阪泉）在上谷（治所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张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隐：“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正义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

49.《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出巡范围北达长城文化文明带，南及江岷文化文明带，东西至于黄渭文化文明带两端，“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集解：“《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硃虚县（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朐县）。”“韦昭曰：‘（空桐）在陇右。’”“《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在今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索隐：“（鸡头）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硃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纨。守节案：《地志》唯有凡山，盖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诸处字误，或丸或凡也。《汉书?郊祀志》云禅丸山，颜师古云在硃虚，亦与《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泰山，东岳也。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也。”“《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在今甘肃省酒泉市）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在今宁夏固原市）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案：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商洛市）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治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南十八里也。’”“《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广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50.黄帝、嫘祖之子青阳、昌意分封在江岷文明带上游地区；黄帝葬于桥山（黄帝陵在今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皆在秦蜀文明带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可以指称今岷江）；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可以指称今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索隐：“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硃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正义：“《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周，隋改为罗川。”

51.帝颛顼高阳氏建都地点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和陵墓地点顿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皆在黄渭文明带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集解：“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皇览》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帝喾高辛氏建都地点亳（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和陵墓地点顿丘在黄渭文明带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帝喾崩，而挚代立。”集解：“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

52.帝尧陶唐氏都城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以及其子丹朱封地丹水（县治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皆晋楚文明带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者，放勋。”“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硃开明。’”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硃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

53.关于帝舜的迁徙活动地点更加众说纷纭，但横向来看大体都在黄渭文明带、长城文明带或者江岷文明带上，纵向来看大体都在沿海文明带、晋楚文明带乃至秦蜀文明带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索隐：“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正义：“《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许慎云：‘水涯曰汭。’案：《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妫水，北流者汭水。二水异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妫水北曰汭也’。又云‘河东县（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者，名曰重华。”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正义：“《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幹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在今浙江省余姚市），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在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案：二所未详也。”

54.《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就时于负夏（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集解：“郑玄曰：‘（历山）在河东。’”“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皇甫谧曰：‘（陶河滨），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皇甫谧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寿丘，地名，黄帝生处。”正义：“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括地志》云：‘妫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舜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未详。’案：妫州亦冀州城是也。”“《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也。’”“案：（陶河滨），于曹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括地志》云：‘舜井在妫州怀戎县（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纪》云河东有舜井，未详也。’”

55.《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之山，“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硃，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集解：“皇甫谧曰：‘舜所都，或言蒲阪（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或言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或言潘（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潘，今上谷（上谷郡治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也。’”“《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山海经》曰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硃葬于阴。’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谯周曰：‘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在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是也。’”“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西山上虞城是也。’”索隐：“《汉书律历志》云封尧子硃于丹渊（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为诸侯。商均封虞，在梁国，今虞城县（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阪故城是也。’”“《帝王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谯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县。’《括地志》云：‘虞国，舜后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于商，故号商均也。’”“《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

56.共工曾被流放幽州，亦在长城文化文明带上。《孟子?万章上》云，“舜流共工于幽州”。《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正义：“《尚书》及《大戴礼》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在今北京市密云区）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正义：“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如果涿鹿城不仅曾是黄帝之都，而且曾是尧、舜之都，那么说明黄帝、尧、舜都曾在长城文化文明带上建都。《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鲜卑君长慕容廆以为大棘城（在今辽宁义县西北）为帝颛顼故都，于晋惠帝元康四年（年）由徒河之青山迁都大棘城，“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帝喾也有可能曾经在长城文明带上建都。《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亳、番、潘可以相通。《世本居篇》云，“契居番”。《康熙字典》云，潘，“县名，在上谷。或省作番”；番，“县名。在上谷。本亦作潘”。帝喾都亳，其子商契曾经居番，有可能同为一地，也就是潘县治所（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涿鹿城）。如此一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不仅都曾在黄渭文明带上建都，而且都有可能曾在长城文明带上建都。

57.太昊曾经都于宛丘（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宛丘有可能意指形如盆地之丘。《说文解字》云，“陈，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诗?陈风?宛丘》云，“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毛传：“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宛丘也有可能意指丘上有丘。《尔雅?小宛》云，“宛中宛丘”；“丘上有丘为宛丘”。晋代郭璞注：“宛谓中央隆高。”少昊都于曲阜（在今山东省曲阜市）。曲阜与宛丘近义。《说文解字》云，“曲，象器曲受物之形”；“阜，大陆，山无石者”。《说文解字注》云，“匚象方器受物之形，侧视之。曲象圜其中受物之形，正視之。”《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汉代郑玄注：“因高以事天，故于地上取自然之丘，圜者应天圜也。因下以事地，故于泽中取方丘，水中不可以设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汉代刘熙《释名?释山》云，“土山曰阜”。《广雅?释丘》云，“无石曰阜”。《诗?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汉代毛亨传：“大陆曰阜”。少昊族系爽鸠氏曾居营丘（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营丘有可能意为形如盆地之丘。《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国晏子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说文解字》云，“营，币居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币居，谓围绕而居。”清代桂馥《说文义证》云，“营谓周垣。”《韵会》云，“东西曰经，周回曰营”；“军垒为营”。《礼记?礼运》云，“冬则居营窟”。疏：“地高则穴，地下则营垒，其土为窟”。《尔雅?释丘》云，“水出其左营丘”。注：“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

58.帝颛顼建都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陵墓位于顿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左传?昭公十七年（前年）》记载辛慎曰：“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云，“卫迁于帝丘”。杜预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帝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引《皇览》云，“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瓠子河》云，“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明代焦竑《焦氏笔乘?古今都会》云，“颛帝都帝丘，今山东濮州，旧有陵碑尚存。”敦、顿相通，敦丘又作顿丘，意为形如盆地之丘。《周礼?天官?玉府》云，“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东汉郑玄注：“敦，盘类，古者以盘盛血，以敦盛食。”《诗?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传：“丘一成为顿丘”。《汉书?地理志》记载，顿丘县属东郡。唐代颜师古注：“以丘名县也。丘一成为顿丘，谓一顿而成也。”元代梁益《诗传旁通?国风》云，“《尔雅?释丘》一成为顿丘，谓一顿而成也。成者，重也。顿丘，以丘名县，在朝歌纣都之东。”帝尧曾居陶丘（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陶丘意为形如陶灶之丘或者形如双重盆地之丘，也有可能意为双重山丘、丘上有丘。《说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尔雅?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国时期魏国孙炎注：陶丘，“形如累两盆”。宋代邢昺疏：敦丘，“《诗?卫风?氓》篇‘至于顿丘’是也”。《释名》云，“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灶也。”《汉书?楚元王传》云，“尧葬济阴，丘垅皆小”。

59.虚意为大丘，后引申为都城以及故都、故城。《诗?鄘风?定之方中》歌颂卫文公自漕邑（在今河南省滑县旧城东）迁都楚丘（在今河南省滑县东、濮阳西），“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诗序》云，“《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汉代毛亨传：“虚，漕虚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郑玄笺：“自河以东，夹于济水，文公将徙，登漕之虚以望楚丘，观其旁邑及其丘山，审其高下所依倚，乃后建国焉，慎之至也。”《说文解字》云，“虚，大丘也。崐崘丘谓之崐崘虛。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说文解字注》云，“昆仑丘，丘之至大者也。《释水》曰：河出昆仑虚。《海內西经》曰：海內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即《西山经》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也。《水部》曰：泑津在昆仑虚下。按虚者，今之墟字，犹昆仑今之崐崘字也。虚本谓大丘，大则空旷，故引伸之为空虚。如鲁，少皞之虚；卫，颛顼之虚；陈，大皞之虚；郑，祝融之虚，皆本帝都，故谓之虚。”如果商墟即商都，夏墟即夏都，那么卫国初封之都为商都，晋国初封之都曾为夏都，虞国初封之都也曾为夏都。卫国初封于商墟朝歌（在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汉书地理志》记载，“朝歌，纣所都。”《水经注淇水》云，朝歌城，“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晋国初封于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或者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左传?定公四年》云，周成王分封唐叔虞，“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西晋杜预注：“夏虚，大夏。今大原晋阳也。”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一云，“窃疑唐叔之封……在于翼。”《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虞、吾、吴可以相通。相对而言，吴国在东，虞国在西，出自吴国，又称西吴。虞丘（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北）又作吾丘。京本义为人造高丘，后来引申为都城。《说文解字》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尔雅?释诂》云，“丘绝高曰京”。《广雅》云，“四起曰京”。《诗?小雅?甫田》云，“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汉代毛亨传：“京，高丘也。”《吕氏春秋?禁塞》云，“为京邱若山陵”。《诗?曹风?下泉》云，“念彼京师”。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云，“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60.《说文解字》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太昊、爽鸠氏、颛顼、帝尧等皆居土丘之上，有可能专门选择高出地平面的四方高中央低的小型盆地作为聚居之地，也有可能专门组织人力在土丘上修筑原始土城作为聚居之地。宛丘、营丘、顿丘、陶丘分别是太昊、少昊族系爽鸠氏、颛顼、帝尧族群的故都、故城，其中顿丘、陶丘构成一个序列，顿丘为一重土丘或者一重土城，陶丘为两重土丘或者两重土城，宛丘、营丘皆与顿丘结构布局相近。丘本义土山，虚本义大丘，京本义绝高丘，皆可引申指称都城以及故都、故城。丘、虚、京构成关于丘的三个层级一个序列，亦可构成关于都城的三个层级一个序列。比如黄帝轩辕氏故都称为轩辕之丘，商国故都称为商丘，虞国故都称为虞丘，邢国故都称为邢丘（在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蓟国故都称为蓟丘（在今北京市）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比如大辰之墟商丘、太昊之墟宛丘、少昊之墟曲阜、颛顼之墟帝丘、祝融之墟亦有可能为轩辕之丘、夏朝故都称为夏墟、殷朝故都称为殷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梓慎云，“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晋代杜预注：“少皞之虚，曲阜也。”比如丰邑（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作为周朝都城又称丰京，镐邑（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作为周朝都城又称镐京。

五、轴心时代与轴心地带

61.与轴心地带相应的概念是轴心时代以及相应的轴心学者、轴心人物和轴心学说、轴心思想。古朝后期尤其是尧舜时期可谓古代中国元始轴心时代。《尚书》以《虞书尧典》为首，《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论语》记载孔子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62.中华王朝时代，学在官府，称为王官之学。六经是王官之学原典。《礼记经解》记载孔子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下篇》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云，“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起故矣。”清代龚自珍《六经正名》云，“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清代章学诚《校雠通议》云，“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中华王朝时代末期——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百家争鸣，王官之学衰落，诸子之学兴起，可谓古代中国第一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华王朝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中华皇朝时代的到来。《庄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淮南子俶真训》云，“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汉书艺文志序》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所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63.第一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大多出生成长在黄渭文明带上。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前—前年）、颜回（前—前年）、曾参（前—前年）为鲁国人，孟子（约前—前年）为鲁国邹邑（在今山东省邹城市）人，荀子（约前—前年）为赵国人。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前或前—前或年）为宋国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生卒年不详）为楚国北方苦县（在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庄子（约前—约前年）为宋国蒙邑（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前—前年）为本来为郑国京邑（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人，韩非子（？—前年）为韩国人，商鞅（？—前年）为卫国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兵家代表人物孙武（约前—约前年）、孙膑（生卒年不详）为齐国人，吴起（？—前年）为卫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前年）为东周人，张仪（？—前年）为魏国人。《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64.作为王官之学原典和中华文化元典，六经确立了中华文化大谱系的主根系和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主道统。孔子既是六经的主要删订者和阐释者又是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儒家与道家、墨家与法家等一样皆属于诸子之学。至少未经孔子删订阐释的王官之学原典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是诸子百家共同的经典；以作为中华文化圣经的中华古朝和王朝王官之学原典为根基和核心，产生了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经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轴心时代也是元始经学时代。王官之学作为中华古朝和王朝时代正统官学，在中华皇朝时代继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帝国时代、第二帝国时代和第三帝国时代也是第一经学时代、第二经学时代和第三经学时代。中华第一帝国时代，汉代产生了汉学。第一帝国时代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玄学以及本土佛学为代表的各种思潮蓬勃兴起，可谓古代中国第二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华第一帝国的终结，预示着中华第二帝国的到来。玄学代表人物出身成长地点大体都在黄渭文明带以及江岷文明带上。曹操养子兼女婿何晏（？—年）为南阳郡宛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王弼（—年）为三国时期魏国山阳郡高平县（在今山东省微山县）人。郭象（约—年）为魏晋时期洛阳人。裴�蹋ā�年）为西晋河东郡闻喜县（在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

65.中华第二帝国时代，唐代本土禅学兴盛。第二帝国时代后期——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以理学以及心学为代表的各种思潮兴盛，可谓古代中国第三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华第二帝国的终结，预示着中华第三帝国的到来。理学与心学代表人物出生成长地点主要在黄渭文明带、江岷文明带以及沿海文明带上。周敦颐（—年）出生在道州营道县（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张载（—年）生于长安。程颢（—年）、程颐（—年）兄弟为河南府伊阳县（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生于黄州黄陂县（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朱熹（—0年）为徽州婺源县（在今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在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陆九渊（—年）为抚州金溪县（在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第三帝国时代，宋明理学之称说明，明代理学是对宋代理学也就是所谓宋学的复兴和拓展；相对而言，清代朴学是对汉代经学也就是所谓汉学的复兴和拓展。第三帝国时代末期——清末以新学为代表的思潮勃发，一批先行者睁开眼睛看世界，可谓古代中国终始轴心时代，意味着古代中国的终结，预示着现代中国的新生。清末新学代表人物大多生长于江岷文明带和沿海文明带。魏源（—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在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严复（—年）为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盖山镇（在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康有为（—年）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在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梁启超（—年）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先秦诸子之学立足王官之学而又超越王官之学，以其深广的原创性实现了轴心超越和轴心突破，产生了大批原创性的轴心学说，所以第一轴心时代属于一级轴心时代。相对而言，玄学立足三玄——子学之一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和五经之一《易经》而又超越三玄，理学立足子学之一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而又超越四书五经，皆已属于次级轴心超越、次级轴心突破，所以第二轴心时代和第三轴心时代只是次级轴心时代、二级轴心时代。从各个轴心时代轴心思潮轴心人物的出生成长地点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华文化重心与经济中心一样经历了东进南下的演变趋势。

结语

66.在亚欧大陆的东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疆组成了古代中国的海疆之弧，满疆、蒙疆、回疆、藏疆四大陆疆组成了古代中国的陆疆之弧。中华海疆之弧和中华陆疆之弧共同围合构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对外开放的中华大团圆的地理平台，形成了古代中国九域五部的总体格局。在辽阔的中华大田园、中华大农场，中华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广袤的中华大草原、中华大牧场，中华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在浩瀚的中华大森林和中华大海洋、中华大猎场和中华大渔场，中华先民还创造了光辉的采集渔猎文化和采集渔猎文明。现代考古成果已经证实了一万多年的中华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67.古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发轫时期，又可称为原古时期、元古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不管众说纷纭还是歧见迭出，不管谁是第一古皇、第二古皇和第三古皇，不管谁是第一古帝、第二古帝、第三古帝、第四古帝和第五古帝，古皇古帝都城大体都在黄渭文明带、江岷文明带以及长城文明带三大轴心地带上。上古时期，黄渭地带是主轴地带，中华第一王朝——夏朝、第二王朝——商朝、第三王朝——周朝的首都皆在黄渭地带东西振荡，所以中华王朝时代可谓黄渭主轴时代。中古上期，中华第一帝国正统皇朝相继以长安、洛阳和建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作为首都，位于黄渭文明带的长安、洛阳与位于江岷文明带的建康构成一个三角形，堪称中华帝国第一轴心三角形。中古下期，中华第二帝国正统皇朝相继以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作为实际首都，位于黄渭文明带的长安、洛阳、开封连成一线，与位于江岷文明带的临安一起构成一个三角形，堪称中华帝国第二轴心三角形。近古时期，中华第三帝国先后以北京和南京作为首都，中华第三帝国第一皇朝——元朝、第二皇朝——明朝、第三皇朝——清朝的首都皆在位于长城文明带的北京与位于江岷文明带的南京之间南北振荡，所以中华第三帝国时代可谓东方南北主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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