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一个人与一座村庄口

年夏季里的一天，天气还不是很热，永济市韩阳祁家巷通向陈村的道路上就摇摇晃晃地走来一位赤裸着的中年男子。走近了，甚至能听到那有一句没一句的日本小曲，一把东洋刀更是不停地晃，只有一条白色的“骑马布”遮挡着他的下体。当他走至陈村的官道上时，身后已尾随着不少看热闹的孩子，女人则骂一声赶紧关了门窗再也不敢出来。

随着男子身体不停地摇晃，东洋刀便极具挑衅性地四处跳跃，冷冷的光更是一闪一闪地刺眼，尤其在这渐热的初夏时节。

也许注意到这缕亮光的并非只是这些孩子。

之后，当这缕亮光穿过巷道，穿过城门，厚厚的城门竟一下子关闭了。对于这些孩子，似乎所有的风景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日本男子造访了祁家巷的日本军妓之后，原本是要回到蒲州城里去的。接下来发生的，分明就是有人精心设计好了的，也就是说，当一群孩子注意上那闪闪发光的东洋刀的那一刻，有人同样也注意到了，而且就再也没有放松过。也许是不愿这些孩子过早地目睹那血腥的一幕吧，所以当那缕寒光一过城门，一切都销声匿迹了。

是啊，孩子们哪里知道，很快地，那把东洋刀就被主人的热血给染红了，比夕阳还红。

晚上，蒲州城里的鬼子很快就发现少了一位，问起祁家巷的鬼子，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须知这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驻守在这个据点里的“黑脸太君”——一个鬼子小队长的舅舅。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黑脸太君”便带着他的手下在附近的几个村里仔细地搜索。很快地，便有人告诉他们这个日本人是在陈村附近失踪的。于是五月初十这天，他们便在陈村附近的村里村外更加仔细地搜索，一点可疑的迹象也不放过，甚至一滴猪血也要尝尝。

很快就查到村东的孟家坟。他们发现了一个墓穴，就让陈村一位名叫牢娃的小伙子下去查看。小伙子一下去就踩上了一具尸体。他知道这就是日本人想要查找的，于是背脊上一阵发冷。此时日本翻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就砸了下来：“有没有？”他知道日本人在陈村附近找到尸体，陈村人必然在劫难逃，于是佯装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一边将尸体往棺材的后面拖，一边高声回道：“没有太君。”

日本人哪里肯信，于是又派翻译亲自下去查看，然而刚刚下去，就被墓穴里的一股阴气给逼了回来。

但日本人并没有死心。

这天夜半，日本人出动了骑兵、步兵百余，将陈村围了个水泄不通，除了一位即将分娩的孕妇，其他所有人都被赶至村外的一个碾麦场上，高埝上架着黑洞洞的机枪。此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少了一只耳朵的芦天合所为，于是就首先查找少了一只耳朵的芦天合，然而没有找到。之后，他们又将男人和女人分成两拨儿，让所有的女人一个一个从男人堆里找出自家的男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又把所有的孩子都集合在一间屋子里，企图从这些天真的孩子口中找到一些线索。

他们问孩子：“见过一个日本人没有？”

孩子说：“见过。”

又问：“看到他去了哪里？”

孩子叽叽喳喳地一起指着城门的外面。

之后，他们又让孩子各自去认出自己的家人。还是一无所获。

眼看太阳就要偏西了，日本人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尤其是这个“黑脸太君”。瞬然间，他的一张黑脸变得极度地阴森而又恐怖，随即便抽出腰间的东洋刀，而且高高地举过头顶，正要落下，只见一位中国男子三步两步地扑过来，一把就抓住随时都有可能落下的东洋刀，“呜哩哇啦”的，他分明在用一口流利的日语阻止或指责或申辩着什么。日本人大都知道他就是驻守在此的贞野司令的同学师先生，但还是让这“黑脸太君”一掌打得滚在地上半天都没有起来。但救人要紧，只见这位中国男子赶紧掏出自己的什么证件，“黑脸太君”不屑地看了一眼，之后，就“啪”地一个立正，赶紧敬了一个礼。

据说当初日本人挨门挨户将全村人驱赶至村外的碾麦场上时，一位老人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于是赶紧让瘦小的孙子从城墙的水道爬出寻找远在牛家的师先生。是啊，这远远近近又有谁不知师先生？多少人遭遇凶险都是他化险为夷的，就连日本人也要给他一点面子。

据说一接到消息，他便立刻找出自己的博士帽，提着自己的博士棍匆匆赶来。

之后，他就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一直和这个“黑脸太君”争辩着什么，大意是：你们没有找到尸体，又没有找到凶手，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杀人？而且说天就要黑了，中国兵早已下了山，一有动静，中国兵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跑得了吗。日本人自知处境险恶，不便久留，只有撤离。

陈村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齐刷刷地给师先生跪了下来。一位叫陈全兴的村民哭着说：“你如果哪一天不在了，我一定给你披麻戴孝。”

然而师先生知道日本人并没有因此就放过他们，于是让人连夜将尸体转至石家山深埋，并把全村的空地又耕了一遍，并说服芦家让天合远逃。

果然次日日本人又来了。然而还是一无所获，于是也只好作罢。

于此，师先生的行为在村民的心中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于是师先生的纪念碑上就永远地铭刻着“高尚”二字。

师先生：师维翰，字建平，东坡为其号也，山西永济韩阳牛家人。因为排行最小，家里就一味地供他读书。民国初年毕业于“运城师范学校”。后在太原“育才馆”学日语两年。民国九年（年）留学于日本。民国十六年（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教育系。次年在北京开办日语学馆。后在民国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五年。民国二十三年（年）任山西大学哲学、文学教授。

留学期间，多次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进步活动，如请愿废除中日之不平等条约等。而且总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因此曾多次遭遇逮捕，均由驻日大使馆保释。

“七七事变”后，太原沦陷前夕，因为不愿做亡国奴，于是便携家眷毅然回归故里，只身赴陕参加禁烟活动。后听说日军撤离晋南，于是便回家探亲，不料，日军二次侵占永济，来不及西渡，滞留在家。

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驻守风陵渡的牛岛师团长和驻守韩阳的贞野司令竟然都是自己留学日本时的同学。他们一再邀他为其做事，他都一一回绝。

那时，日本人跟土匪一样常在乡下派粮派款，而且数字之大让人瞠目结舌，师先生实在看不过去就联合几位村长到蒲州城去告状，说好几位村长先去，他随后就到，谁知几位到了蒲州城就先行吃喝起来，之后，一看时候不早，竟打道回府。师先生到了日本人那里，说明来意，这才知道几位村长压根儿就没有来，倒显得师先生多少有点无事生非的样子。

南郑有一位叫王绪的，日本人拉走了他赖以维持生计的耕牛，找师先生说情，师先生说不能去，去了我就回不来了，王绪“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于是师先生去了，结果真的就回不来了。他们将他吊起来，并打聋双耳，九十九天后又秘密押至太原企图置他于死地，多亏一位同学的保释，这才躲过一劫。

但在家的日子就更难以想象，于是就在榆次农工职业学校做起了翻译。之后，便与胡润生、杨同清等人在栖岩寺创办高等小学。经费不足，就自己添补，甚至搬运都是自家的车马。后来，均无偿移交给政府。

解放后，按照政策，师先生家被定为下中农成分，并分有地主的一些财物。师先生已经长大的儿子也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开路条，等等。便是师先生自己也被推选为民主人士之代表，时常参加政府的有关会议。同时，为了支援大军南下，第二年便送年仅十六岁的长子参了军。(来源：黄河晨报口述:师柏龄整理: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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