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汾水流域与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基于

摘要：商周时期的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叠的地名、国族名，这一现象是区际族群交流和政治联动的结果。其中，早期秦人、京夷及台骀之族的迁徙呈自东徂西之势，有关地名遗迹和人物传说也是由山东境内传播至汾水流域的。至于“竝”、“纪”、“”、“”、“羌”和“召”等第二类族群，它们的迁徙时间普遍集中在晚商阶段，迁徙方向基本是由汾水流域向山东境内流动，这股颇具规模的移民集团之形成，很可能与本阶段商人势力在东方的持续扩张有关。此外，陆续自汾域辗转东迁者尚有姜姓的逢、吕诸氏，前者早在晚商以前就已活动于临淄一带，后者则是随着周初太公封齐才根植于东方的，是西周初年推行分封的产物。

关键词：商周时期汾水流域山东地区地名组群族群交流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由于太行山脉的纵贯阻隔，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通常被视作两个具有对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并分别被称为“山右”和“山左”。就上古三代而言，汾水流域相传为夏族起源———“夏虚”之所在，山东地区则是东夷集团的主要根据地。实际上在商周时期，这两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地理和文化区域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族群交流。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尝言：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傅氏继以具体国族为例，指出“夏余”的杞、鄫曾居东土，嬴姓之秦、梁僻处西方，当是东西两大人群集团交流融合的结果。可谓慧眼独具。此后，王玉哲又通过“异地同名”和“异代同名”现象的考察，考订晚商“西垂”位于殷都以西的今山西境内，进而勾稽出早期秦人自东方渐次西迁的大体轨迹，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族群、文化交融的认识。

不过，由于直接记载某一古国古族源流的文字信息多付之阙如，加上大量地名、国族名的史料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因而踵之针对上述区域间人群迁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在本文中，我们拟立足于重名“地名组群”的构建和古史传说的梳理考辨，进而通过直观的个案剖析，尝试勾勒出商周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族群交流的初步面貌，以期更加生动地展现同时期两大区域之间的政治互动。古史地理向称难治，文中所论亦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时彦不吝赐正。

一、构建重名“地名组群”的方法论意义

商周时期的古国、古族迁徙靡常，往复不定。当时的地名不仅与国族名号每每重合，而且具有较强的流动性，通常会随着有关族群的迁徙而发生位移，即“一个民族每迁至一地，往往即以他们的旧居地名，名此新土”，并最终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名“层化”现象，这已为研究者所熟知。如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指出：“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这种地名、传说随族群播迁而移徙的现象，很早便引起学界重视。清儒金鹗曾通过观察各历史时期“中岳”的不同方位，因而提出“中岳之名，历代随帝都而移焉”的著名论断。日本学者竹添光鸿也注意到周族虽然屡迁，但其都邑以“京”为名却始终因袭不改。近代以降，地名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揭示和发挥，也有学者专门利用地名遗迹来探讨古代族群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行而有效的研究途径。如齐思和说：

今按周民自西向东发展之程序，由同一地名之蔓延，亦可以窥见。……周民族之自西徂东，颇似近世美人之自东向西发展，而小东、大东，亦颇似美国之中西方、大西方。虽书阙有间，吾人已不能详细申论此向东发展运动对于周文化进展之影响，但由同地名之分布，或新地名之孳乳，犹可以推测古人迁徙发展之程序。

齐先生强调考察古代族群的迁徙、发展，须对流动之地名、传说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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