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兴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分析诗词的时空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有“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和“地理意象研究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空间分析法”。[2]本文尝试用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法”分析诗词作品的时空结构，并尝试将其归纳为四种最基本的结构模式。
一、空间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主要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的分析和解读，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组合）与功能。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地景）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如山地空间、平原空间、海洋空间、草原空间、乡村空间、都市空间等等，这种空间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艺术空间，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关系。在文学作品里，特别是在小说、戏剧等叙事性的长篇作品里，特有的地理空间建构对文学作品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往往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诗、词等抒情性的短篇作品里，也有或隐或显的地理空间，它们对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意境建构等，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分析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组合）与功能，是解读作品的主题、思想、情感、人物和艺术表现方式的重要手段。
“空间分析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清代学者刘熙载所著《艺概·赋概》云：“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3](p98)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写作《柳永和他的词》这本书时，曾参考刘熙载的这几句话，把柳词的铺叙手法概括为“横向铺叙”、“纵向铺叙”、“逆向铺叙”和“交叉铺叙”四种。笔者指出：
横向铺叙，即刘熙载所谓“一左一右”的横列之法。这种方法通过空间位置的转换和组织，对外观图像和抒情主人公的内观心灵作横向的展示与披露。这种方法讲究空间定向，作品的图景和意象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和视听者的欣赏习惯作顺序的转换和移动，由远至近或由近及远，由视而听或由听而视，层层推衍，环环紧扣，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轨迹清晰可辨。著名的《望海潮》即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为北宋前期的大都市杭州传神写照。全词共分八层，除结拍两句外，均以三句构成一个层面。发端一层即入手擒题，大有笼罩全篇之势。“东南”句写其地势之优越壮观，“三吴”句写其市肆之人文荟萃。一从地理环境着笔，一从社会条件着笔，分别图写杭州的现状；第三句则简略地勾勒杭州的历史，并就一二两句而小加收缩。这一层虽只是把杭州作一个宏观的掠影，却从现状和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铺陈排比，于是美丽的杭州便获得了艺术上的立体感。在这个多层次的画幅之中，词人有意识地突出了它的“形胜”、“都会”与“繁华”三个特点，因而接下来便紧扣这三点而予以摩写和铺排。第二层承“都会”而来，写其人烟之生聚与户口之繁息；第三层承“形胜”而来，写其钱塘之胜概与岸柳之葱倩；第四层承“繁华”而来，写其商业之繁华与市民之阔绰。上片总叙述杭州之胜，下片专叙西湖之美与官民之乐。第五层写西湖之山水花卉，第六层写湖上市民之乐，第七层写湖畔官员之乐，第八层总括全词，颂美作结。全词八个层面，画面众多，转换频繁。然而始终围绕着为杭州西湖传神写照这一主线逐层展开，所以显得脉络清晰而结构紧凑。
这种方法在《乐章集》中运用得比较普遍，柳永描写都市风光的作品多数如此。[4](p-)
刘熙载能够发现和归纳赋体文学“一左一右”的横列之法，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实际上就是“空间分析法”；而笔者对柳永《望海潮》一词所作的解读，也是用的“空间分析法”。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学者运用“空间分析法”分析文本，是受了西方的空间批评的影响。这个说法不太符合事实。“空间分析法”在中国早已有之，只是以往没有“空间分析”这个概念而已。据笔者所知，西方的空间批评传到中国，最早是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主编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书传到中国之后。这本书于年在美国出版，年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秦林芳编译），而拙著《柳永和他的词》初版于年，其中《柳永以赋为词论》一章则写于年。那时候，笔者并不知道西方的空间批评。笔者写作这一章，实际上是受了刘熙载的某些启发。当然，自从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书传到中国之后，西方其他学者关于空间批评的著作也陆陆续续地传播到中国，这些著作对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就中国早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来讲，其所作的文本空间分析，无疑是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空间批评。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如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戴维?米切尔森的《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巴赫金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什拉的《空间诗学》、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米克·巴尔的《叙事学》、莫里斯·布朗肖的《空间诗学》、杰弗里·R·斯米滕和安·达吉斯坦利合编的《叙事中的空间形式》等；一种是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如韦斯利·A·科特的《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波确德·维斯特伏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罗伯特·泰利的《地理批评探索：空间、地方以及绘制文学文化研究地图》等，前者所指的空间是抽象的、符号化的空间，后者所指的空间则是具体的、地理的空间；前者所作的“空间分析”仅涉及文本的空间形式（如空间叙事、空间结构等），以及文本所建构的各种虚拟世界，后者所作的“空间分析”则针对具体的地理空间，例如人物生活与工作的场所（城市、乡村、山地、草原等），以及场所的中心、边界，场所内的地景等。总之，二者的区别原是很明显的，不可混为一谈。当然，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也包含对文本的空间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空间的大小、有关空间要素的位置，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结构，还有作者的视角等等，但是这种分析都是与文本内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都是接地气的，不是就形式谈形式。
“空间分析法”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文本空间的分析，用台湾学者范铭如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探讨文学里的空间”。范氏指出：
文学里的空间主要是讨论象征或再现的议题，讨论文本里再现的地景跟外缘环境的相似、差异，或是某个空间意象在文学作品里的意义、作用或被描述的策略。例如古典文学里探讨桃花源之于《桃花源记》、后花园之于《牡丹亭》和才子佳人小说、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之于《红楼梦》的意涵，现代文学里探讨鲁迅的酒楼、老舍的茶馆、龙瑛宗那个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王文兴的龙天楼、白先勇的新公园、李永平的吉陵、李昂的迷园等文本里空间的喻义。……研究文学作品里的空间虽然也会与其相应的外在实境相互映照，甚至于影射叠合，然而既是着重在意象与象征层面上的探究，对于实境地理以及虚实空间如何互涉形塑的考证难免从简从略。[5](p31)[1]
不过近些年来，“空间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它所考察的空间不仅仅是文本空间，还包括文本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及其特点和意义。范铭如接着指出：“近年来古典诗学的研究者郑毓瑜教授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个类型的批评方式。在她研究东晋与六朝诗赋的论文里，郑教授尝试加入现象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观点，结合实证性的建康城史料与文人文本的想象，从客观空间的建置实践与主观意识的对照中，还原建康城之于不同时代群体的政治或文化意义。”[5](p32)如此看来，“空间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和应用前景都是不可小觑的。
二、使用空间分析法必须坚持的两个原则
使用空间分析法分析文本，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下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1.以人为主体
文本空间有多种要素，包括景、物、人、事、思想、情感、结构、语言等。在文本空间的各个要素中，哪一个要素是最重要的呢？当然是人。
我们不妨以建房子为喻。世界上的房子是多种多样的，不一而足。但无论是什么类型、什么式样、什么风格的房子，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或居住，或工作，或休闲娱乐，或从事宗教礼仪活动，或存放、展示物品。人是房子的主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本的地理空间建构也是这样。无论是什么类型、什么式样、什么风格的地理空间，都是为了适应人（包括抒情作品中的人物和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需要，或用以抒发人的思想情感，或用以刻画人的性格，或用以揭示人的命运。人是文本地理空间的主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正是在人的主体地位问题上，文学地理学既与旧文化地理学判然有别，也与地理学中的“空间科学”判然有别，而与新文化地理学在精神上相通。新文化地理学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美兴起的一个理论思潮，它的起点是对流行的文化观、文化概念进行批判，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旧文化地理学。唐晓峰指出：
所谓的旧文化地理学只是研究物态景观，承认有独立存在的文化，人都是中性的，任何一个人站在文化景观前面，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左右。他们在景观面前，感受一样，认识一样。反过来，人，在同一个文化的指引下，建造出来的景观也都是一样的。一边是人，一边是景观，中间是文化。文化像透镜一样，控制着两个方向的过程。而新文化地理学，把中间的这个文化透镜去掉，把文化的独立性去掉，景观与具体的人直接对接，具体的人要出场，文化表现在这个人的选择与决策之中。
旧文化地理学一般把文化人看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所谓文化人，是具体的、各色各样的。是各色各样的文化人，而不是文化，在决定景观的形成。人的概念，从中性的人变成各具文化形态的人。这样，复杂性就出现在人的身上了。原来的观念是，文化是总结出来的原则，是固定的，人是中性的，相似的，也是稳定的。所以，在景观演进的过程中，是固定的东西相加。而新的观念认为，人是多样的，多变的，他们对于景观有不同认识、不同感受，是复杂的，多样的、丰富的。这是新旧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差别。[6](p-)
在文本的地理空间中，人不仅是具体的，多样的，多变的，而且是有主体性的。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之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作用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文学是人学”，这个被文学理论界所广泛认可的命题，同样适用于文学地理学批评。
在文本地理空间的各个要素中，人物是核心要素，而其他要素则是因人物而设置的，例如景观（地景）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或场所，也是触发人物的情感与思想的媒介；实物是人物活动场所的实物，或是供人物使用，或是引发人物的想象、联想与思考；事件则是围绕人物的性格或命运而展开的事件。文本的地理空间与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即物理空间）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文本的地理空间有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的某些投影，另一方面，文本的地理空间也不是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的简单复制。文本的地理空间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在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山作为一种自然景观，相对于人来讲，它是一种先天存在，不因人的需要或隐或现，但是在文本的地理空间，山或隐或现，则取决于文学人物的需要。因此建构文本的地理空间，就必须以人为主体；认识文本的地理空间，也必须以人为主体。请看下面这首词：
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回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这是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一首小令。周邦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当时在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做官。他在这首小令中建构了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北方的“长安”，也就是首都汴京，一个是南方的“吴门”，也就是他的家乡钱塘。在“长安”这个地理空间里，他设置了“沉香”、“鸟雀”、“初阳”、房檐、池塘、荷叶等要素；在“吴门”这个地理空间里，他设置了“渔郎”、“小楫”、“轻舟”、“芙蓉浦”等要素。他建构这样两个地理空间，并为这两个地理空间设置众多的相关要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适应他这个人（即作品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思乡之情的需要。所以这两个空间是并置的，一个北一个南，一个京城一个家乡，恰好形成一种对比，这对表达词人久客京城的厌倦以及对家乡的深切想往，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时空并重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地理学只讲空间而不讲时间。而他们所讲的空间，也不是具体的空间，而是抽象的空间；不是物理空间，而是几何空间。这种空间是不接地气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即“计量时期”在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出现的“空间科学”就是这样。唐晓峰指出：
在计量时期发展出一种地理学研究，称作“空间科学”。这种空间科学不是研究宇宙空间、航天飞机的那个空间科学。这个空间是指几何空间，是我们地理学的空间，这个空间也是抽象的。有一批学者研究人类各种行为的抽象空间形式，这类模式是不需要特定时间、地点的纯粹抽象的、普遍性的空间模式。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讲市场体系的六角形分布原理。这个六角形模式中没有山的问题，没有水的问题，什么具体的地物都没有，它是抽象的空间图形、空间模式。这类研究叫空间科学，没有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问题。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个六角形的模式都存在，都产生作用。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六角形理论本质不变。以后人类发展到火星上，搞市场经济，还是六角形。[6](p)
因此这种“空间科学”就受到后现代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的质疑和批评。事实上，时间、空间和运动着的物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组成四维时空，构成宇宙的基本结构，而单独谈论空间或时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学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及新文化地理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一是强调人在地理空间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在强调空间的同时，并不忽略时间。而时空并重，正是文本地理空间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我们上举周邦彦的《苏幕遮》这首词：“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吴门”和“长安”是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作者之所以身在“长安”这个空间而心念“吴门”这个空间，就是因为在“长安”这个空间生活得太“久”了，也就是离开“吴门”这个空间离得太“久”了。“久”字是一个时间概念，“遥”字是一个空间概念。因为时间太“久”，所以才深切地感受到空间之“遥”。因为“故乡遥”，家人不知自己的情况，自己也不知家人的情况，彼此牵挂，彼此思念，所以不宜“久作长安旅”。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是互相生发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是互为依存的。没有时间，空间就是虚泛的。反之亦然。
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天人合一”、“时空并重”的传统。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过这样几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讲做学问要考究天人关系，要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要有广阔的空间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做学问要贯通古今，要把握历史的变化规律，要有深邃的时间意识。只有达到天人合一、时空交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境界，这个学问才有可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这几句话，一直为人们所广泛认同。所以中国的学问或者学科，一般都有时、空两个维度。文学地理学批评也应该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不能因为重视空间分析，就忽略了时间这一维度。
三、诗词作品的四种时空结构
诗词的地理空间各式各样，其内涵丰富多彩，其结构也不拘一格。但是就其时空组合来讲，主要有以下四种结构模式。
1.寒江独钓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是中唐著名诗人柳宗元的一首五言绝句。柳宗元（—），祖籍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生长在京师长安。永贞元年（公元年）九月，因其所参与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一贬就是九年，内心非常苦闷和孤独。这首诗就写在贬官永州期间。作品建构了一个广大寥廓的地理空间，“山”是“千山”，“径”是“万径”，既多且大，几乎没有边界。在这个广大寥廓的地理空间，还有一条覆盖着大雪的寒江，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有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渔翁，在那里静默无声地垂钓。通过“千山”、“寒江”、“雪”等景观（地景）和“舟”、“蓑”、“笠”等实物，即可判断这个地理空间不是在北方。在北方的大雪天里，江面上会结厚厚的冰，冰上甚至可以行车，因此只能凿冰求鱼，如何能泊舟钓鱼？既能泊舟钓鱼，就表明雪虽然很大，但是气温不太低，落到江面就融化了。再说在北方，如何会有穿蓑衣、戴斗笠的渔翁？因此这个地理空间只能是在南方，而且不是在终年无雪的岭南或闽台，也不是在山水秀丽的吴越，而是在山水奇丽的湖湘。在这个广大寥廓的、大雪覆盖的地理空间，看不到鸟的踪影，也看不到人的行迹，只有一个在寒江上垂钓的蓑笠翁。这个蓑笠翁就是诗人自己，他就是这个地理空间的主体。作品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景观（景观）、实物和画面组合，来突显这个因政治改革失败而贬官南方的北方诗人的清高、执着、冷峻与孤傲。
这个作品在时空上有一个特点，它只有一个空间（大雪覆盖的空间），也只有一个时间（下着大雪的冬天）。它的景观、实物、人物、事件都出现在这个单一的时空里，它的思想、情感也由这个单一的时空生发开来。像这种空间单一、时间单一或者说空间相同、时间相同的结构模式，可称为“寒江独钓型”。这种结构类型在一些小诗、小词、小散文、小小说、独幕剧里是比较常见的。
2.重九登高型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这是初唐著名诗人王维的一首七言绝句。王维（约—），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太原），后随父徙居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因此他真正的家乡是蒲州河东。为求功名，王维十几岁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师长安。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那年在长安写的，具体时间是重阳节那天。作品营造了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异乡”，也就是长安；一个是“山东”。这个“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华山以东的蒲州河东，也就是他的家乡。在“异乡”（长安）这个空间里，只有他一个人，而在“山东”（蒲州河东）这个空间里，则有他众多的兄弟。在重阳节这个特殊的民俗节日里，“山东”的兄弟们按照家乡的习俗，结伴登高，在山上采下茱萸这种有香气的植物，然后佩带在身上，用以避灾祈福。而他自己呢，虽处在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人口众多，热闹非凡，但是长安有重阳登高、佩带茱萸的习俗吗？即便有，也是长安人家的节目，与他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者无关。诗人正是通过这样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的对比，来表达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单和寂寞，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这个作品虽然建构了“异乡”和“山东”这两个空间，但主导性的空间还是“异乡”这个空间，主导人物还是“异客”，即诗人自己。诗人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而现在又逢重阳佳节，所以孤单、寂寞和思乡的感受就油然而生。由于这个原因，诗人就营造了“山东”这个空间。他设想在“山东”这个空间里，兄弟们不仅结伴登高，采摘茱萸佩带身上，而且还清点人数，发现少了王维这个兄弟。“王维怎么没有来呀？”“他在长安还好吗？”可见兄弟们没有忘记他。另造“山东”这一空间，使得作品的情意更丰富，在艺术表现上更委婉，也更有张力。而实际上，“山东”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的地景（高处）、实物（茱萸）、人物（兄弟）、事件（登高、遍插茱萸、清点人数）等，都是诗人虚拟的，都是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孤单与思乡之情而设置的，现实中的山东兄弟们未必如此。他虚构、设置了这一切，他才是作品的主体，才是作品地理空间的主体。
这个作品有两个空间，但只有一个时间，即重阳节。这两个空间是共时的。这种空间不同、时间相同的结构模式，可称为“重九登高型”。这种结构模式比“寒江独钓型”略为复杂一些，在所有的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样式里都比较常见。
3.西窗剪烛型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夜雨寄北》
这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一首七言绝句。李商隐（约—），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年）六月，任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判官，检校工部郎中。[7](p-)大中九年回京师长安。东川节度使府驻梓州（今四川三台），这首诗就是大中五年至九年期间在梓州写的。关于这首诗的标题，《万首唐人绝句》作《夜雨寄内》，“内”即内人，妻子。而现传李诗各版本均作《夜雨寄北》。“北”即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此诗写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给长安友人的。但是从诗的内容来看，按“寄内”理解，似乎更确切一些。[8](p)
这首诗营造了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南方的“巴山”，一个是北方的“西窗”。一个尺度很大，一个尺度较小。在“巴山”，诗人收到了妻子从北方寄来的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他不好说，说不准。眼前正下着好大好大的夜雨，把秋天的池塘都涨满了。这在北方是没有的，北方的秋天哪会有这么大的雨？妻子的信和秋夜的雨，触发了他的羁旅之愁与难归之苦。这愁苦也像秋夜的雨一样，涨满了他的心田。在愁苦难耐之中，他虚拟了一个温馨的画面，这就是有朝一日回到“西窗”那个空间，与妻子剪烛夜话的时候，他会把此时此地的“巴山夜雨”，还有此时此地的羁旅之愁与盼归之心，都一一告诉妻子。告诉她，自己是如何度过这个既凄苦又怀着希冀的漫长雨夜。这个温馨的画面，既凸显了此时此地的羁旅之愁与盼归之心，又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此时此地的心理压力，同时也给彼地的对方一个承诺，一个安慰。
作品所营造的这两个空间，是与不同的时间紧密联结的。先是妻子在“西窗”给他写信，然后是他在“巴山夜雨”中给妻子回信，接着是设想有朝一日回到“西窗”与妻子剪烛夜话，最后又回到“巴山夜雨”的现实情境。其时空运行轨迹是：“西窗”（过去）→“巴山”（此时）→“西窗”（未来）→“巴山”（此时）。空间上往复对照，时间上回环对比。随着时空的不断变化，作品的情意内涵层转层深。这种空间不同，时间也不同，空间变化，时间也随之变化的模式，可称为“西窗剪烛型”。这种模式比上述两种模式都要复杂，尤其为那些感情深沉、风格委婉的作家所乐用。
4.人面桃花型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过都城南庄》
这是中唐诗人崔护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崔护，生卒年不详，籍贯亦不详，郡望博陵（今河北安平）。关于他的这首诗，在孟棨的《本事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护举进士不第，清明独游都城南，得村居，花木丛萃。叩门久，有女子自门隙问之。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启关，以盂水至。独倚小桃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崔辞起，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径往寻之，门庭如故，而门扃锁矣。因题去年今日此门中之诗于其左扉。”[9](p)这个记载不一定可靠，很有可能是根据诗的内容附会的，但是对于读者了解这首诗的内容和传播效果，还是有帮助的。
这首诗虽然篇幅不大，但故事性强。它写了两个故事：一是寻春艳遇，一是重寻不遇。它所表达的是人生的一种失落感。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故事虽不常见，但是人生的失落感却是许多人都有的，因此很容易引起共鸣。
这首诗只有一个地理空间，即“都城南庄”。但时间却有两个：一是“去年今日”，一是今年今日。在“去年今日”，这个空间有桃花，有门（人家）、有人面（美女）等要素，人面桃花交相辉映，给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年今日，这个空间就只有桃花和门（人家），没有人面（美女）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正所谓“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空间还是那个空间，地理位置没变，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使得空间的核心要素（美女）没有了。没有了核心要素，这个空间就显得很空洞，很荒凉，给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虚幻感。这种空间相同，但时间不同的模式，可称为“人面桃花型”。这种模式反映了人类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失落感，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得到广泛应用。
(曾大兴，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文学博士。)
注释
[1]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陶礼天.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丛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J].人文杂志，（5）.
[3]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曾大兴.柳永以赋为词论[A].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5]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M].台北：麦田出版社，.
[6]唐晓峰.文化地理学释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
[7]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
[8]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9]孟棨.本事诗[A].计有功,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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