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永济晋商的源头在蒲州
无论您在哪里、无论您走多远、飞多高，只要您的根在永济， 王崇古的父亲名叫王瑶，张四维的父亲名叫张允龄，当时都是响当当的的“商业巨擘”。受其影响，这舅甥二人虽为京官，但满骨子里都沁透着商人的血液。“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尤其是俺答部对明朝北部侵扰日炽。而明朝对付蒙古部落的基本国策实行经济封锁。王崇古虽为边将，但有着高远的政治远见，出任宣、大、山西总督时，从未忽视对边境引聚成患问题的战略思考。他分析，蒙古之所以把京畿屏障山西作为“跑马场”，归根结底还是迫于生计。这个长期游弋于大漠荒原上的民族，日常生活必需品主要凭借内地输入，而明朝立国之后不仅在边境筑起了高墙，同时又紧关住了中原物资外流的大门。蒙古被扼住了喉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就要以武力进行争夺和剽掠。蒙古屡为边患，弄得明朝政府疲惫不堪。王崇古深切地意识到，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停止对蒙古的经济封锁；要实现边境的和平安定，就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封贡互市。
当然，王崇古心里也明白，眼下要彻底改变明王朝对蒙古的锁国政策，比撼山还难。毕竟这一既定国策已执行了二百余年。息鼓罢兵，化敌为友，开关通商，封贡互市，皇帝能接受吗？朝臣能容忍吗？王崇古感到压力所在，阻力所在，他急切期盼能有一个契机，一个能足以说服皇帝朝臣的大好时机。
公元年，大明隆庆四年，发生在蒙古俺答部的“把汉那吉事件”戏剧性的让王崇古逮住了机会。
引发这一事件的，跟一位美女有关。这位美女名叫三娘子，是蒙古未来的大汗把汉那吉的表妹，俺答汗是她的外祖父。把汉那吉早有妻室，但感情不和，就与这个表妹产生了爱意。实不想，俺答汗，即把汉那吉的祖父，竟夺人之美，将外孙女占为己有。把汉那吉咽不下这口气，就带着妻子及心腹十余人趁夜来在大同城下，要投奔大明。事发突然，让坐镇大同的王崇古感到意外和吃惊。略作一番静气，他还是将把汉那吉一行迎进了城内。他潜意识地认定，天赐的良机来了。
王崇古对待把汉那吉“慰藉至甚”，让俺答气急败坏，就纠集兵马向大同开进。俺答的举动，正中王崇古下怀。精明的王崇古便以此为筹码，与之展开国际对话。同时，与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向朝廷奏请“封贡互市”策略。听说要与死敌握手和好建立友谊，满朝文武即刻开了锅。“奏至，朝议纷然，御使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明史》卷二二二，列传第一一0）好在朝臣中大有代表商人利益者，或者说是受商业经济诱惑被商人收买者。作为王崇古外甥，张四维这时候就站了出来，不仅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积极游说、奔走呼号，为促成此事甚至打通了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门路。“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能决，（张）四维为交关于（高）拱，款事遂成。”（《明史》卷二一九，列传第一0七）有了朝廷要员的鼎力支持，求和派占了上风，就连隆庆皇帝也表示认可。隆庆五年（）三月，朝廷诏发廷议结果：定国公徐文璧、侍郎张四维等22人认为可与俺答议和互市；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等17人认为不可；尚书朱衡等5人认为只可封贡，不可互市。就这样，在多数臣工持赞成票的前提下明蒙议和之事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使”；俺答执缚赵全（汉奸）余党交于明朝处置；双方每年在大同、宣府、偏关长城以外开设一次马市。
封贡互市的成功推行，熄灭了明朝边境持续二百年之久的战火。之后，王崇古是精明人干精明事，广招商贩，听命贸易。大同、宣府、偏关三镇，俨然明朝政府设立的“经济特区”。“大同杀虎堡……汉夷贸易，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明实录》卷五五八）各地商帮蜂拥而至，各种物资诸如盐茶、绢帛八路汇聚，景象甚是繁荣。山西商人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尤其是蒲州商人堪称“执牛耳”。“（张）四维父（张允龄）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而（王）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二方利。”（明·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七）明朝最大的盐场——长芦，被张四维家族垄断。明朝最精美的产盐地——解盐，被王崇古家族把持。“官商”队伍的茁壮，致使边境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政治和军事上的长久稳定也随之而来。王崇古因此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
然而事隔不久，反对封贡互市的主战派就揪住了王崇古、张四维的把柄。河东巡盐御使鄗永春上奏曰：“（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见《明史》卷二一九，列传第一0七）奏折毫无避讳，将张四维、王崇古指为“势要”，将四维父、崇古兄（王崇义）指为“大商”，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其罪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风光一时的舅甥二人不得不做出辞官归隐的选择。他们回到蒲州后，王崇古再没出山，张四维则逢年过节不惜重金讨好时任首辅张居正，及慈圣太后（李彩凤）之父李伟，以期重返政坛。“张居正当国，（张四维）复移籍归。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张）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明史》卷二一九，列传第一0七）万历二年（），渴望权力的张四维终于东山再起。次年，在张居正的极力推荐下，张四维出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赞机密事务。当时，万历皇帝年幼，朝廷一切政事都有张居正裁决，而张四维也只是谨慎侍奉于他，对政事常常不置可否。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韬光养晦的张四维终于登上首辅宝座。他在掌握大政期间，废行张居正改革方案，打击张居正余党，严惩司礼太监冯保，启用受压制的官员，举动犹如暴风骤雨，有力地稳固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在获得舆论和新贵赞誉下，张四维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久又被加封为少师，授中极殿大学士。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张四维建议皇帝一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力行商业与农业同步发展政策。既而，商人的地位史无前例地得到提高，山西尤其是蒲州商人则备受礼遇，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更为积极踊跃，轰轰烈烈。张、王两大家族自然不必多说，就蒲州盐商沈廷珍、范世逵，以及与蒲州一河之隔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马自强官商家族而言，因与张、王家族结有姻亲关系，都成为商业大贾，让人为之侧目。蒲州这期间“富庶尤甚，商贾争趋”，俨然“商业大都会”。《蒲州府志》记：“明中世萃而居者，巷陌常满，既多仕宦，甲宅连云，楼台崔巍，高接睥睨。南郭以外，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关城所聚，货别队分，百贾骈辏。河东（即山西）诸郡，此为其最。”当时全国规模以上商业城市共有33座，山西太原、平阳及蒲州就耀居其中。而蒲州商业之盛，当为山西之最。
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王崇古力行的“封贡互市”以及张四维担任阁臣一改重农轻商的发展理念，成为了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最强劲的动力。蒲州，也因之成为了晋商的摇篮。
——蒲州，——蒲州人，实在是晋商的源头。
（来源：文博永济作者：杨孟冬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永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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