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真是为了改风水破王气

泽被后世的京杭大运河滋润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当年修建大运河时，可谓大兴劳役，充斥着各种无端猜测。事实上，启动一个如此浩大的国家工程，原因肯定不会是好大喜功，也不会是风水之术的穿凿附会，根本原因还是当时隋朝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环境。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年画隋朝统一之后，有这样一种传言，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有王气，会出真龙天子，影响大隋朝江山的长治久安。因此，隋炀帝开凿穿睢阳而过的大运河，“一则路达广陵（今江苏扬州），二则凿穿王气”，可以一举两得。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秦汉之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但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在西晋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南迁的人数急剧增加，掌握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北方移民对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到了隋炀帝继位的时候，南方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是朝廷钱粮税负的重要来源。与此相对应的是，连年的征战和面对北方草原的入侵，北方实力大不如前，都城长安经常遭受缺粮的困扰。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皇帝仍然经常是“逐粮天子”，每到青黄不接和灾荒之年，皇帝都不得不率领百官、带领百姓到东都洛阳找粮。因此，如何快速把南方的钱粮富庶输入北方，是当时统治者面临的头等大事。隋炀帝杨广摆在隋炀帝面前的事实是，如何先把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区域联系起来，政治和经济上加速统一，实现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北方政治军事中心的互动，才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秩序。古代运输，水路是首选，运用自然力可以节约成本，提升效能。反观陆路人拉马驮，运量小，耗费大，运输时间长，尤其是长途运输，路上脚夫和牲畜消耗的成本，就可能远远大于货物的价值。要想运用水路贯通南北，就要解决我国地形西高东低导致主要河流基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事实，我国没有一条贯穿整个南北的大河，要实现南北方水路互动，只能是人工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可以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绝不是为了所谓的“王气”、“风水”，而是在深刻历史现实下的理性抉择。大运河规划图确定了开凿贯通南北运河的方向之后，隋炀帝加强顶层设计，大运河的总体设计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作扇形展开，充分利用黄河南北水流的自然地形趋势，使运河顺应地势由高向低缓缓流去，沟通五大水系之间的水陆交通。具体来说，运河整体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系统开凿，把自春秋时期以来建成的各段分散的运河连接，南运河以洛阳东南方向的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为主，北运河为永济渠。如果说开凿大运河是面对历史现实作出的英明决策，修建大运河的过程，特别是时间把控，就能看出隋炀帝执政经验稍显不成熟，甚至是“心太急”的写照。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自春秋以来的千年都是断断续续修成的运河，隋炀帝仅仅给了6年的时间就要求完工，这对于刚刚进入大一统的隋朝来说是不容易承受的。大运河各段组成部分（今日地图）公元年，也就是隋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发布诏书，“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作为第一条开凿的大运河，通济渠连接了黄河和淮河，全长多公里，仅用了天，同年的八月十五日，不到半年就实现了全线完工通行。修通的运河不仅可以通船，还加强了运河两岸的景观建设，实现了“河畔筑御道，树以柳”的如画景观。大运河景观如画同时，大运河的第二段邗沟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旨在沟通长江和淮河，航程较短，仅有公里，“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与通济渠几乎同时完工。修完这两段运河，隋炀帝稍事休整，在三年后的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年正月初一，杨广下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即从今天河南武涉县西北的沁水北岸开渠入卫水，然后北上，利用原有河道接永定河达到涿郡，全长公里，大约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竣工。江南运河是大运河的第四段，也是最南的一段，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大业六年，即公元年冬季寒冷的12月，正是百姓农闲居家准备年货的时间，杨广“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江南运河长公里，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东南经过丹阳、常州、苏州、吴江、嘉兴等江南富庶之地，东绕太湖折向西南，经桐乡、杭州入于钱塘江。这段运河工程量不算大，只是对六朝以来江南所修运河加以开阔、疏浚，很快就完工。大运河千里通波从大业元年至六年，大运河成为隋炀帝杨广登基后的头号工程，他亲自规划、亲自督建，终于建成了一条贯通南北五大水系，长达多公里的大运河，实现了千里通波。隋朝的历史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虽然对举国之力建的大运河稍有微词，但尚处于还能接受的状态，期待统治者能够用好运河，与民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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