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历史上的中都与河中府
“蒲州”之名最早见于唐人令狐德棻《周书》卷4《明帝纪》：“[世宗明皇帝]二年春正月……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于河东置蒲州。”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蒲州”命名这块土地。隋沿袭周制，唐承隋制，两朝均置蒲州。
蒲州大地人杰地灵，山川秀美，是传说中尧舜禹的都城，春秋末年晋国在此划域置县，开启了此地行政建置的历史。战国时期魏国河东郡的设置，使“河东”一词成为这方土地的新名称。“蒲州”之名最早见于唐人令狐德棻《周书》卷4《明帝纪》：“[世宗明皇帝]二年春正月……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于河东置蒲州。”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蒲州”命名这块土地。隋沿袭周制，唐承隋制，两朝均置蒲州。
明代蒲州城图
隋唐时期的蒲州简史
蒲州古称蒲坂，大河环绕，涑浍纵横，山脉环抱，是人类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第一次使用火的地方，是人类最早食用盐、开始冶炼和农耕文明的地方，是华人祖先最早聚集生活的地方，更是最早称中国、中华、华夏的地方。
蒲州是隋朝河东通往关中的重要门户，是保障关中物资供应的重要枢纽，“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隋书》卷24《食货志》，第-页。]”。对如此战略要冲之地，有隋一代都是委任宗亲重臣坐镇把守，如蒲州刺史韦谟是有“定策之功”的重臣；刺史赵芬与高祖关系亲密，“上甚信任之”刺史杨尚希与高祖有“宗室之望”河间王弘，高祖从祖弟，十余年坐镇蒲州，拜为刺史；刺史杨处纲是高祖族父；河东太守窦庆，其母是高祖姊安成长公主。这些宗亲重臣，不负重望，刺蒲期间多有惠政，蒲州经济富足，百姓生活安定，隋文帝幸蒲州时有感而发“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隋书》卷1《高祖纪上》，第25页。
唐代蒲州在空间范围上，与战国魏、秦汉河东郡相差较大，仅相当于其南半部。与魏晋之后的历朝河东郡或蒲州相比，除北周的蒲州范围略小之外，其他都大致相同。“东西二百五里，南北一百七十七里”其管辖地域范围大致在黄河以东以北、稷山以南、中条山以西的区域，相当于今天河津、稷山、万荣、闻喜、夏县、临猗、永济一带，治所在今永济市蒲州镇附近。
蒲州南阻大河，北接汾州、晋州，西连同州、华州，“形势雄深”，从地图上看，它是山河环绕的运城盆地，西、南两面为天堑黄河，东面有中条山，北面有峨嵋岭，涑水自北向南横穿而过。其地形地貌主要表现为中条山地、峨嵋台地、盆地内部平原三部分。
中条山地位于蒲州的东部和南部，主要由雷首山、中条山、五老山、檀道山等连接而成。
雷首山，又名首阳山，延绵数百里，随州郡而异名，有蒲山、历山、薄山、襄山、独头山、吴山(亦曰吴坂)之名；中条山，山体走向近似西南一东北，西连华岳，东接太行山，山势挺拔，峰密重叠，连绵三百余里，如同屏障。五老山，因五峰相倚而得名，又称东华山。檀道山是中条山地上的又一高峰，山高万仞，相传经百梯方可登上，所以也称“百梯山”。峨嵋台地横亘于蒲州的北部，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北接闻喜县，南连临猗县，西抵黄河，长约一百余里，宽约五十余里，多为黄土覆盖，台上地势较为平坦，而南北两侧都有因河水冲刷形成的陡坎与沟壑。峨嵋台地上自东向西分布着稷王山、孤峰山等几个海拔在一千二百米左右的岛状低山。盆地内部平原是由峨嵋台地、中条山地和黄河围限而成的三角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受地质运动的影响，盆地中部有凸起的一块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状高地，人称“鸣条岗”，东起夏县，西至临猗县，长约百余里。鸣条岗将三角平原一分为二，西北侧的称为涑水河平原，东南侧的称为清龙河平原。
蒲州街景（民国）
蒲州，有唐一代备受重视，唐王朝曾于此两置中都。
始置中都
关于中都始置的时间，史书记载多有不同，即便是同一文献前后记载也各不相同。经梳理大致共有三种说法[华林甫:《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中国史研究》年第4期。]：
一是开元元年()说。《通典》卷33《职官十五·州郡下》记载：“开元元年正月，于蒲州置中都，改州为河中府，至六月而罢。”《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曰：“开元元年五月，(蒲州)改为河中府，仍置中都；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陈其不可，至六月诏停，复为州。[《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第页。]”
二是开元八年()说。《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记载：“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其年，罢中都，依旧为蒲州。”《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亦载：“蒲州，……开元八年置中都，为府；是年罢都，复为州。”
三是开元九年()说。《通典》卷《州郡典九》“古冀州下”称：“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蒲州)改为河中府，寻罢仍旧。[《通典》卷《州郡典九》，第页。]”《唐会要》卷68《诸府尹》言：“开元九年正月八日[蒲州]改为河中府，号中都，以姜师度为尹，六月三日，停中都，却为州。”《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载：“[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秋七月戊申，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太平寰宇记》卷46《河东道七》记载：“[蒲州]开元九年改为河中府，仍置中都。时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陈其不可，……至七月诏停，复为州。”《资治通鉴》卷记载：“[玄宗开元九年]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
蒲州鼓楼（民国）
上述三说之中，开元元年()说最不可能。因为改元“开元”是在先天二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开元元年()只有十二月，事实上不可能有《通典》所言的“开元元年正月”、《元和郡县图志》所言的“开元元年五月”。笔者认为，“元年”或为“九年”之误。至于《旧唐书》、《新唐书》言及的开元八年()说，是“八”、“九”形近相近所致[李广洁:《唐中都设置时间考》，《运城师专学报》，年第3期。]。
《全唐文》卷韩覃《谏营建中都表》言：“近又胡揭逆命，征发不宁”，是指康待宾、安慕容之叛。《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记载：“[开元九年]夏四月庚寅，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兵部尚书王睃发晚右诸军及河东九姓掩讨之。……秋七月戊申，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己酉，王睃破兰池州叛胡，杀三万五千骑。”由此可知，韩覃上疏时间是在兰池叛胡攻陷六胡州与陇右军打败兰池叛胡之际，即开元九年()四月至七月之前。
另外，关于设置中都的月份，是开元九年()正月还是五月？！严耕望先生认为《旧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同一天，即“正月丙辰”，应以“正月”为是，时任扬州功曹参军、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谏止曰：“……两都旧制，分官众多，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可更建中都乎!夫河东，国之股肱郡也，劲卒强兵尽出于是，其地隙狭，今又置都，使十万之户将安投乎？且陋东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开元九年()正月，为了帝王的巡幸游乐而建中都为陪都，和长安、洛阳共成三都。或许是韩覃鞭辟入里、慷慨激昂的陈辞打动了玄宗，遂于六月三日，“诏停”，前后不过五个月。
鼓楼南门字——“迎熏解愠”
鼓楼西门字——“应庚思过”
再置中都
开元九年()六月罢中都后，李唐王朝有没有再次设置中都呢？《通典》、《新唐书》都没有关于“再置中都”的记载。《唐会要》卷68《诸府尹》言“元年建卯月，改为中都”。《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亦言“元年建卯月，又为中都”。“元年建卯月”是指何年何月？《唐会要》卷1《帝号上》载：“上元二年九月二日，改为元年，以今年十一月建子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由此可知，元年建卯月应该是公元年2月。肃宗当年当月的南郊敕文曰：“五都之号，其来自久。宜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全唐文》卷45肃宗《元年建卯月南郊敕文》，第页。]但敕文仅列五都，或因中都之置正在酝酿故未正式提及。
有学者认为，元年()建卯月(二月)唐朝廷再次在蒲州设置中都，而且一直延续到元和三年()[(韩)任大熙著，赖青寿整理:《唐代河东道政区沿革考》，《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第33页。]。代宗大历中，宰相元载“又上建中都议……载知人情不安，遂奏此疏，冀因制置，窃有兵权，议亦宏博，尽当时利害。然代宗探见载意，议故不行”。《新唐书·元载传》亦云：“……载以议入即从，前敕所由吏于河中经图宫殿，筑私第。帝闻，恶之，置其议。”可见，代宗大历年间元载设置中都的建议未被采纳。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1“蒲州”记载：”大历初，又为中都。”估计此事可能被顾氏所采用，即误将置中都的建议作为史实载入，否则，当另有所本。
蒲州寺庙（民国）
唐代在蒲州设置中都前后共两次，即开元九年()1月至6月与肃宗元年()二月。唐王朝所置中都，虽然为时不长，但可反映出蒲州在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诚如元载于《建中都议》中所言：臣等考天地之心，本圣人之意，验古往之事，切当今之务，则莫若建河中为都，隶陕、虢、晋、绛、分、路、仪、隰、慈、石等十城为藩卫。长安去中都三百里，顺流而东，邑居相望，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轩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刘敬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即此之谓。中都，将欲固长安，非欲外之也；将欲安成周，非欲舍之也；将欲外制蛮夷，非欲惧之也；将欲定天下，非欲弱之也。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全唐文》卷元载《建中都议》，第页。
因代宗看穿了元载的私心，故元载建中都的提议没有被批准。
两置河中府
唐代以前，地方行政区划制度里没有“府”制，唐初为了提高京都和陪都的地位，故而在京都或陪都所在地创设了“府”的建制。玄宗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开元十一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唐后期还把一些重要的州郡、陪都也改为府，如凤翔、江陵、兴元、成都、兴德五府。毋庸置疑，蒲州始置中都时，蒲州当然也会按制提升为府，如《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所言“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由于当年又罢中都，所以蒲州这次为府的时间比较短，以致多被忽略。如《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就只言“京兆、河南、太原三都”。河中府的置废时间与中都的置废时间是一致的，即开元九年()—月至六月。蒲州第二次设府是在乾元三年()。此次设府的背景是，安史乱爆发后，玄宗从长安逃到成都，肃宗于灵武即位，后又驻撵岐州，因此，肃宗至德元年()升岐州(天宝年间称为扶风郡)为凤翔府；至德二年()，升益州(天宝年为蜀郡)为成都府。
蒲州城墙（民国）
乾元三年()，唐朝廷将蒲州再次升为河中府，史籍所载大致相同。《唐会要》卷68《诸府尹》记载：“乾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为河中府。”《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东道”记载：“乾元三年四月，置河中府。”《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称：“[蒲州]乾元三年复为府”。《元和郡县图志》亦言：“[蒲州]乾元三年，又改为河中府。”唯《资治通鉴》卷为“肃宗上元元年三月条”记载：“三月，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此“上元元年三月”的说法欠妥，因为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上元”，故“肃宗上元元年”没有三月，当为乾元三年。
乾元三年()之后，河中府是否又废？何年废之？虽然史无明说，但是也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言“元和三年()复为河中府”，《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河东道》亦言“元和三年三月，改蒲州为河中府”。既然是“复为河中府”、“改蒲州为河中府”，那么元和三年()前应该是“蒲州”。假设乾元三年()至元和三年()间的某年曾废河中府为蒲州，那么是年蒲州长官应该称为“蒲州刺史”，因为唐代州的长官称刺史，而府的长官一般称为尹。但是，在乾元三年()至元和三年()间的蒲州历任长官共26人，均授河中尹或河中节度使，无一人称为蒲州刺史。由此可见，从乾元三年()设置河中府以来，就没再废除过。《旧唐书》之所以会有“元和三年复为河中府”之说，应是作者针对元年建卯月置中都而言，而《唐会要》“改蒲州为河中府”之言，或是作者由第二次罢置中都自然而然地得出由府复州有关，而事实非也。可能正因如此，《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均不言“元和三年复为河中府”一事。
普救寺（民国）
综上可知，唐中央在前后期都曾设过河中府。唐前期为府时间甚短，于开元九年()置而又废；唐后期为府时间较长，从乾元三年()—直到唐末。而中都也前后共设两次：开元九年()1月至6月与肃宗元年()二月。
参考文献：
1、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年版。
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3、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
4、曹诗图：《地理环境概念辨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年第2期。
5、饶盛文：《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军事历史》，年第1期。
6、秦佺柱：《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评介，《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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