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永济亘古蒲州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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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河东郡（河东）隋初，全国行政区划沿袭周、齐之州、郡、县三级建制。开皇三年（），隋文帝（杨坚）废郡存州，以州直接统县，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大量撤并州县，裁汰冗官，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大业三年（），隋炀帝（杨广，杨坚次子）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本地为河东郡。河东郡治河东（今永济市蒲州镇），辖10县，分别是：河东县（今永济市蒲州镇）桑泉县（今临猗县临晋镇）虞乡县（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猗氏县（今临猗县）芮城县（今芮城县）河北县（今平陆县茅津渡东南）安邑县（今盐湖区安邑镇）夏县（今夏县）龙门县（今河津市）汾阴县（今万荣县荣河镇）隋·河东郡区划图特别要说明的是，自秦始行郡县制以来，历时年，一直没有更改名称的蒲坂县时改为河东县。从此，河东县就成了今永济市新的称谓，直到明朝建立。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力行革新。由于当时“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文帝便于开皇五年（），“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全面进行户口普查。与此同时，经尚书左仆射高熲建议，推行“输籍之法”，防止户口隐漏。此制实行后，“奸无所容”，使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亦得以迅速增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见《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二十四年后，即隋炀帝大业五年（），民部尚书裴蕴（今闻喜县人）以户籍多疏漏，奏令“貌阅”，推行“扩户”政策，由官司检阅核实，并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全国人口达至极盛。“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满”。（《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九）这充分说明，隋朝此时已进入了黄金时代。当时，全国共有郡个，县个，总户数为，总人口约为。（见《隋书》卷二十九，志第二十四）统辖十县的河东郡，总户数则为，若按每户五口计，全郡总人口数为。（见《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平均到县，每县约人。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从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加之中央政府实行一系列的革新举措，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我们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对历史的发展走向，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开皇七年（），隋文帝巡幸同、蒲二州。“七年冬十月，庚申，（帝）行幸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隋文帝此行的目的，当是寻访先帝故居。当然，这里所说的“先帝”，并不是指北周哪个皇帝，而是自己的父亲——杨忠。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北周时期，便知其中端倪。早在西魏恭帝（元廓）之初，即公元年，杨忠就已经是中央政府委任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了。“（西）魏恭帝初，（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周书》卷十九，列传第十一）当时，西魏已经掳得河东诸州，将北齐赶到了汾水以北，河西的同州与河东的泰州（即蒲州），自然就成了北周加强据守的军事要地。杨忠被赐以鲜卑姓，又被委派到军事前沿，作为一名武将，可见西魏政府对他的信任及其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死后，其侄宇文护进位大冢宰，专擅朝政，废恭帝而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杨忠进位小宗伯（官名，也称少宗伯），即礼部侍郎。当时，北周与北齐在河东的领地，犬牙相错，北齐为了阻拒北周向东扩张，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地，就以汾水沿岸为军事指挥部加强防御，并常常涉过汾水，向北周发起攻击。作为两国军事争夺的焦点，蒲坂（今永济市蒲州镇）就好像楚河汉界中的棋子一样重要。这时候，北周政府就必须考虑一位强有力的将领，来保全和稳定河东的局势，杨忠就成为了出镇河东最合适的人选（此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担任蒲州刺史之前）。杨忠镇守河东，威慑一方，齐帝高洋始终无法南进一步，有效地巩固了北周国防的安全。齐帝高洋死后，北齐政权忙于内争，无暇顾及北周，战略方针由主战转为防守，宇文护便将自己的儿子安插到蒲州，杨忠则被调回京师担任与突厥联合伐齐的重任（前章已提及）。杨忠率军伐齐，途径旧地蒲州，之所以受到蒲州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慰劳，当与曾经担任蒲州最高军政长官有关，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杨忠在蒲州人民心中的威望。北周天和三年（），杨忠薨于疾，年六十二，被武帝宇文邕追赠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衔。虽说是荣誉职衔，但杨忠则成了今山西的最高军政长官。这一褒奖，也充分反映了北周政府对杨忠功绩的肯定。这下我们该明白隋文帝巡幸同、蒲二州的真正原因了吧。杨坚做了皇帝，当然称其父杨忠为“先帝”。因为同、蒲二州曾是“先帝”的根据地，所以杨坚登基后就要特地寻访祭拜，那隆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隋文帝像同州事毕，隋文帝渡河巡幸蒲州。“丙寅，宴（蒲州）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隋书》卷一，帝纪第一）一进入蒲州，隋文帝就有非同寻常的感受，蒲州的民情民俗，无不令他激动和兴奋。于是驻跸期间，大摆筵席，宴请蒲州父老。与蕴籍儒雅的蒲州仕宦乡贤同聚一堂，隋文帝兴致至极，对“衣服鲜丽，容止闲雅”的蒲州人民表现出来的淳朴民风，大加赞叹，并把蒲州称之为“良由仕宦之乡”，让全国各州县都来效仿。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一千五百年前，蒲州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风土人情的不俗表现。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民风民情，使蒲州多了些风雅，增添了文化厚度。蒲州的文化基因，造就了独特的人文个性，让天下所有人都神驰向往，文化的蒲州便在历史中定格。现如今，永济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五个永济、建设黄河中游地区的明星城市”，蒲州脉承下来的风土人情，成为了这一决策的重要因素。仁寿四年（），觊觎帝位日久的皇太子杨广（杨坚次子），趁隋文帝仁寿宫患病之际，与尚书右仆射杨素、太子右庶子张衡等合谋，秘密将隋文帝“拉杀”。由于隋文帝生前过于溺爱小儿子汉王杨谅，杨广一上台就决定将其铲除。杨谅骄奢气盛，时任并州（今太原市）总管，身处天下精兵之地，早就“阴有异图”。当接到杨广假拟的隋文帝玺书征其回京时，杨谅的第一反应是：京师有变！于是，决意起兵造反。发兵之际，并州总管府兵曹裴文安（今闻喜人）作了精心的战略部署。“闻喜人总管府兵曹裴文安说（杨）谅曰：‘井陉（今河北井陉县，邻接山西省）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东（崤山以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随方略地。率其精锐，直入蒲津（黄河名渡，在今永济市蒲州镇西）。文安请为先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即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十）裴文安言之綦祥，杨谅遂打起“入京诛杨素”的大旗，挥戈南下，向着蒲州开进。杨谅起兵，京师震动，还没来得及登基的杨广，就面临严峻考验。杨广阴险狡诈，得知叛军打得是“诛杨素”的旗号，就派杨素前去抵御。“疾雷不及掩耳”，此时的裴文安已率领先锋部队，抢先将关中要塞蒲州占领，为下一步西进关中铺平了道路。但是，正当裴文安欲渡蒲津时，杨谅却改变了既定的战略方针，让裴文安停止进军，将蒲津河桥摧毁，截断杨素东进的去路。杨谅刚愎自用，小盛即满，既而“以王聃子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今临汾市）刺史，薛粹为绛州（今新绛县）刺史，梁菩萨为潞州（今长治市）刺史，韦道正为韩州（今襄垣县）刺史，张伯英为泽州（今晋城市）刺史”，在夺来的山西南部进行封赏。这就给被动出兵的杨素，提供了调兵遣将的机会。“汉王（杨）谅反，遣茹茹天保来据蒲州，烧断河桥。又遣王聃子率数万人并力拒守。（杨）素将轻骑五千袭之，潜于渭口宵济，迟明击之，（茹茹）天保败走，（王）聃子慑而以城降。”（《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驭下军令严峻，曾为隋文帝平定江南，所向克捷，战功赫赫，可谓“当世名将”，这是其能够入朝拜相的重要原因。如今，杨谅命茹茹天保烧断了蒲津河桥，跃马河西的杨素，凭他久经杀场的经验，当然不会望河兴叹，无计可施。杨素是弘农（今陕西华阴市）人，了解黄河沿岸的地理，亲率五千轻骑，自渭口（渭水入口处）秘密夜渡风陵（黄河渡口）进入蒲州辖境，等到破晓时分，直趋蒲坂，致使守备蒲州司令部的茹茹天保和王聃子措手不及。蒲州被攻克，预示着杨谅自据今整个山西的图谋将要破产。杨广闻听捷报，欣喜若狂，即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安抚大使直趋杨谅老巢。杨谅军团节节败退，举晋阳而降。蒲州故城城门《蒲州府志》云：“得蒲州者，可壮其肩背；失蒲州者，则三晋难保。”杨谅自并州而发，“逆顺势殊”，未能抓住夺取蒲州的有利战机速取京师，反而让缺乏足够防备的中央军团得以喘息从容应对，从而以蒲州为军事突破口，打开了北上进击的通道，败之必然。蒲州，在大隋前途命运的危急关头，又一次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孟冬，山西永济人。年开始写作，有作品发表于《山西日报》《前进》《黄河》《艺术家》《映像》《中国作家网》等报纸杂志和网络平台。出版有《郡县源流》《亘古蒲州》《蒲津渡黄河大铁牛》《档案文化研究文集》《唐诗咏蒲州》等著作。

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运城市文联委员、永济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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